“作为观念的文本”阐释的范例。除却清朝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乾嘉“考据”学派的研究成果,很难从古人的文本中区分何为纯粹阐释的文本,何为传达观念的文本,即使是在言说一个研究性内容,它们都具有那么浓烈的文学艺术的特征,是将之作为一篇学术论文来读呢?还是作为一部文学作品来看呢?的确很难归类。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人没有严密的学术研究方法,也不懂如何进行科学的文本表达,如果以西方学术逻辑体系来看,的确有这种迹象,但另一方面,为何今天那么多、那么严谨的在西方科学阐述体系内的阐释的文本仍然让人产生不可名状的歧义呢?是阐释者的责任吗?笔者以为否,非著者不为也,乃不及焉。
随着人文科学研究的深入,人们越来越发现,事物的阐释是那样的艰难,就是在哲学、历史这样人文科学中相对需要严密阐释的领域,也常常陷入“去说不可说的,去思不可思的”的困惑,在这样的难以精确描述的领域,人们究竟应该如何来传递思考呢?当阐释不再起到准确的作用,是否能允许文本这时去担当一个观念的角色,它不再建立在已有规则的语境中,而是努力去营造一个最适于表达观念的独特语境,这个语境不需要与任何既定的规则相似。这时的文本也脱离了仅是语词的角色,它可以成为“颜料”进行“绘画创作”,文本艺术化了,也许这种艺术的文本更适合表达文学艺术的观念,换句话说,它在人文科学的思想传递中能使观念被理解得更准确。如前所述,中国古代艺术论著莫不如此,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作为画史画论自不必说,明代计成的《园冶》是讲园林规划设计的,北魏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是谈当时洛阳城的佛寺布局与营建的,都是各自专业流传至今的经典之作,但都文采斐然,令人很难仅仅当作学术文章。计成在写作时有意采用当时并不流行的骈体,虽说文学成就上不如南北朝时期的骈体文,但特有的文体和修辞营造出一种苏州园林独有的语境,借以传达明代吴地士大夫的处世观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北魏杨衒之所作《洛阳伽蓝记》文采之华令人拍案,亦不输于唐宋八大家的散文。其行文自如,铺陈自然,无繁华辞藻,起承转合,娓娓道之,令人入境,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感叹“:今惟东魏杨司马衒之书五轴存耳”。北京大学周祖谟先生赞之“:叙事简括,文笔隽秀,足与郦道元水经注媲美。……是一部极好的文学著作。”可见对《洛阳伽蓝记》一书在文学上的评价也是极高的,以至于现今国内许多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都将其列为必读书目。现代人文科学领域也有大家采用艺术化的文本作为观念的表达。鲁迅先生就很难只是将其归入文学家的范畴,因为他研究的学术层面涵盖了哲学、社会学、艺术、诗歌等诸多领域,实际上,鲁迅先生是个思想家,只是他运用了较为文学的文本表达来传达他的观念,也许他认为这种文本更易于为大众接受,也更易于表达自己内心深处的情感,他的观念无疑存在于他那独有的艺术的文本中,至今阅读鲁迅先生的文章,还能在字里行间感到一颗深沉而又激荡的心,他鲜活的思想可以从一组组铅印的黑字中跳出来,并不是对某个文本概念的阐释。你眼前的文本虚化了,但观念存在于你头脑的周围。同样是文学家的沈从文建国后转向治学,其著作《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写作虽不是文学化的语言,但也绝不是硬邦邦、冷冰冰的所谓学术行文,林语堂先生的《生活的艺术》既不是小说,按当今的学术标准恐怕也不算学术著作,但文本的阐释更易于让读者了解其观念。国外也有不少在人文科学领域有巨大影响的人,如梭罗的《瓦尔登湖》和昆德拉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是前些年流行的著作,人们现在常常不只是在文学领域来谈他们,因为他们也是采用艺术化的文本表达观念的人,而人们也往往能抓得住他们的观念,深昧三味,以至于他们成为流行作家。文学家,因为有这样的人在,而成为我们不知道将他们如何归类,是思想家?哲学家?艺术家?诗人?小说家?仿佛都是,仿佛又都不是。就哲学、历史这样人文科学中相对需要严密阐释的领域而言,实际上,很难判断历史上到底是严谨体系的正史还是历史小说对社会普通大众产生更多的影响,使之形成历史的认识,并以此树立其历史的观念和观念背后的价值体系。请注意,这里无意探讨文本的真实性,因为这是本文确立的前提,在历史领域,艺术的文本还是传递正史的观念,完全不属于戏说的范畴,本文讨论的只是文本表达的方式。
这两年一本通俗史书颇引人注意,网名当年明月的石悦撰写的七卷本明史《明朝那些事儿》十分畅销,为广大读者追捧。作者用充满活力的、字字跃然纸上的鲜活笔法把史书上原本较为简略刻板的人物和事件刻画得栩栩如生。海南出版社出版王树增先生写的《1901年〈一个帝国的背影〉》亦是一部类似文本的著作。虽说它更接近小说,但所述皆据史实,极少春秋笔法和演绎的成分,新版书后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何亮亮先生的评论颇耐人寻味“中国最好的历史著作往往不是历史学家所撰,本书即是一例。”著名作家莫言的评论是“气魄更宏大,笔意更纵横。这是一部既让人感到热血沸腾、痛心疾首,又妙趣横生的书。”应该说,王树增先生的确很好地营造了符合当时社会的语境,令人身临其境,书中的文字不是死的,它成组的、成段的、成篇的鲜活,读者能进入他营造的历史的真实的氛围中,因而较之正史能传达更多的、更易于理解的观念。
美籍华人史学家唐德刚先生的《袁氏当国》和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应当列入严谨的史学著作,但是二位先生并未囿于学术著作之名采用西方学术的文本阐释,而是运用更为鲜活的、艺术化的语言让读者很快地进入到文本所叙述的情境当中,也拉近了曲高和寡的学术著作和受众之间的距离。
其实字语自身无意义,文本自身也无意义,它只是表达的手段。人文科学,尤其是艺术理论和历史可以像文学小说和诗歌一样,调动一切的手段和方式来表达艺术的意味和观念,这时,读者不是去理解阐释,而是去体会意味,恰恰这里面就存在观念。并且,这种作为艺术化阐释观念的文本对于人文科学在不可言说的领域起着关键的传承作用,应该是当今人类主要以文本和话语交流的最好的方式和手段,也许以后人们可以通过脑电波来交流意识,那时也就不用文本和言说了,但至少目前应该用颜料的字语来调活学术的文本,以期更好地传达趋真的观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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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王树增.1901年(一个帝国的背影)[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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