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带来了上层社会的文化，与京城市民文化融汇交流之后，成为民国初期北京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落魄的王公贵族靠典当变卖“玩意儿”为生，而一些军阀、新贵却附庸风雅的购置古玩，于是琉璃厂的生意格外的红火起来，也就有了《五》剧中充满了时代感和京城地方色彩的故事。琉璃厂的商业活动有其独特的文化氛围，其经营方式、商业道德、商业作风、商店的格局和情调，都带有传统文化的鲜明色彩。《五》剧中的琉璃厂是一条古朴精致的老街，具有一种属于胡同世界的商业的宁静和古城情调的悠闲，古意盎然的经营方式透露出深深的人情味，人人彬彬有礼，人人笑容可掬，用剧中禄大人的话说，叫做“把生意做得不像做生意才叫味道！”文物本来就是一个把玩品味的东西，买卖文物的生意当然应该做得温情脉脉才对得住那“上千年的玩意儿”了。佟奉全跟茹秋兰结婚后重新当上了掌柜，教他的伙计如何接待客人的一段戏可谓这种商业文化和商业人情的经典阐述。《五》剧将人物置于特定的时代环境和老北京风俗化背景中，在古玩收藏的文化氛围中加以描写，从而对历史与人生进行哲理性的探讨。 
《五》剧京味风格的美学形态不仅体现在它对北京文化的阐释，而且呈现于它浓浓的京味语言中，地道的北京方言中透出浓郁的京味文化风格。语言是文化的一种外在表现，“使用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某种文化承诺，获得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接受一套概念和价值，在成长的儿童缓慢而痛苦地适应社会成规的同时，他的祖先积累了数千年而逐渐形成的所有思想、理想和成见也都铭刻在他的脑子里了”[4]，北京方言的运用自然而然地在观众面前展示出北京的文化生活背景，把观众带入了北京所特有的皇城底下的百姓生活之中。《五》剧使用纯正的北京方言，体现了它对北京文化的整体认同，北京方言很自然的把北京文化一点一滴地渗透到平民日常生活之中了，北京人中特有的哲理睿智、风趣幽默通过人物的语言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剧中运用了大量的方言俚语，人物对话具有浓郁的京派风格，人物的性格和心理也在语言表达中凸显出来。第17集，蓝一贵被逮进监狱，他企图贿赂警官又不明说，对“贿赂”二人心照不宣，在与警官的对话中显示出蓝一贵世故圆滑和不吃眼前亏的精明：警官：什么事儿啊！跟洋人过不去了……(翻报纸。)/蓝一贵：其实跟他没关系，他非要揽事！/警官：说得有理，跟他没关系，他揽着了不就跟他有关系吗！服个软认个输吧……/蓝一贵：我服了也认了，他不饶人……/警官：还是没服……(假装不看报纸了，低头看空空的桌面。)/蓝一贵：(明戏，从怀里掏出一块表，几块大洋来放桌上)……/警官：你这是干吗呀！/蓝一贵：老总，先存您这儿，回头进号里再让人家抢了……/警官：也好！看好了啊，一块表十五块大洋，代存！……押七号，让青子照顾照顾！ 

三、人文关怀的诗意表达 
在《五》剧的表层叙事中，讲述了许多尔虞我诈、造假做旧、坑蒙拐骗的故事，琉璃厂古玩街上似乎处处是陷阱，人们在里面生死沉浮不能自拔，但就是这样一个鱼龙混杂的世界却引起观众深切关注和同情，并从价值观念上表示认同。究其原因，就在于《五》剧的深层叙事中所蕴含的人文精神，对人的命运的深切关注，对真善美的执着追求。《五》剧在展现经营之道的同时强烈渲染的是对真善美永恒追求的人文精神，人文关怀的渗入使《五》剧的精神内涵远远超越了它在表层叙事中的故事呈述。 
剧中的罗先生充当了“精神之父”的角色。罗先生是大学教授，以自己微薄的收入尽力收购珍贵文物，为的是不让国宝流失国外，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么珍贵的东西流失一件少一件啊！”显示出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与社会责任感。佟奉全崇拜罗先生的学识，每有“好东西”总是要让罗先生鉴别，他更敬重罗先生的为人，对罗先生的教诲牢记于心。沈松山死后，佟奉全悔不该当初，他来到罗先生家里倾诉内心的苦闷，这个“精神之父”以佛门之语来阐述他的人文思想：“忘义取利就是病，以智轻人也是病。你以为你聪明是不是，你这是害人家”，并颇具哲理的指出：“逃得一时，逃不了一世，逃得众人嘴，逃得了自己的心吗？跟你说负债而逃是大病，负孽债而逃，更是大心病！”尽管罗先生并没有帮佟奉全解决现实的问题，但他的话却使佟奉全做人做事原则发生了重大转变，虽然“该怎么办我还不知道，但我心里有谱了”。《五》剧用前三集的篇幅完成了佟奉全人格精神的基本定位，也给全剧的精神品格定下了基调，在全剧设局害人、算计较量的故事进程中一直渗透着对美好人性的赞美和对理想生活的憧憬，这就使《五》剧完全区别于那些庸俗化平面化的影视作品，显示出自己内在的审美品格，它在丑陋恶劣、互相倾轧的外部事件背后叙述的是深切的人文关怀。 
罗先生是佟奉全的精神导师和灵魂拯救者，佟奉全是罗先生精神追求的具体实施者。罗先生这个在剧中连名字都没有的人物，在全剧精神格调的确立上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关键角色，他的人格品性、爱国心、民族责任感都贯注在佟奉全的身上，佟奉全收到的珍贵文物只有经过罗先生确认之后才能显示其真正的价值。当佟奉全把自制的鼎卖给禄大人而被人误称“卖国贼”时，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找罗先生解释一番以寻求理解和慰藉，再三的请求遭到拒绝后，佟奉全失去了精神依靠，陷入了求告无门的境地，从此佟奉全厄运不断，他只能暗自保存好那只真的尊以求内心的安宁。在故事的结尾，当法庭即将判决佟奉全“卖国罪”的时候，罗先生再次以“精神之父”的形象出现，宣布莫荷端出来的这只尊就是佟奉全当年保护下来的尊，最终完成了“灵魂的拯救者”的形象塑造，把对真善美的追求贯注于全剧之中。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这种真善美的追求则化作了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张扬，在龙门石窟中，三位石匠宁愿牺牲生命也不愿毁坏那些祖先留下来带有“神性”的东西。琉璃厂的商人们大多是具有爱国心和民族感的，在把文物卖给外国人这一点上，他们的态度基本是趋同的，面对索巴大把大把的美钞和佟奉全送去的白面，他们多数人选择了后者。蓝一贵这种世故圆滑、唯利是图的奸商也能在关键时刻把国宝藏好而用伪造品带之，尽管他的主观出发点也许是为保全自身，然而客观的看他确实为文物保护做出了贡献。佟奉全作为罗先生精神追求的具体实践者，更是高扬着人文主义的旗帜，把对人的关怀化作对国家民族的关切。当看到敦煌的石雕像被毁，佟奉全悲痛欲绝地趴在破碎的石像上泣不成声，充满诗意的旁白恰如其分地响起：“这人与物的关系，从来分不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看为的是什么，自家民族文化的一脉传承，转眼毁坏殆尽。残忍哪，无知呀，为了私利，将你的精神一脉毁了，将你传承的精神依靠毁了，你不失魂落魄才怪呢！你不肝脑涂地才怪呢！你不悲痛欲绝才怪呢！伤悲呀！”琉璃厂古玩街中的人物兼商人和文化人的特点，他们一边做着生意，一边经营着民族文化，人的命运总是跟时代精神、民族命运纠结在一起的，他们往往自觉不自觉地成为民族文化的保护者和传播者，他们最大的痛苦莫过于看到文物被毁坏，大段的抒情简直就是一首现代抒情诗，充满了剧作家的哲理之思，蕴涵着剧作家自己对中华文化的深切之爱。 
人文精神表现为对人的终极关怀，对人及人类文明的终极命运的关注，这种终极关怀必须与当下现实相联系才能发挥作用，“终极关怀与现实关切是相互关照的，终极目标是现实关切的指向，现实关切是终极关怀的基础，缺乏终极关怀视野的现实关切是急功近利、短视的，往往利弊相抵，不植根于现实关切的终极关怀是空洞无力、无意义的”[5]，然而，在琉璃厂这条街上，终极关怀与现实关切往往呈两相背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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