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我认为罗杰斯对所谓“解释学派”的介绍是不全面的，这或许是“解释学派”就是这样做的？或许是罗杰斯对“解释学派”的理解有不完全的地方。罗杰斯介绍的不全面之处，主要的问题在于这句话：“传播学的解释方法强调传播信息对于个人的主观意义”（该书p208）。这是“解释学派”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但不应该是全部，对此，罗杰斯并未说明。并且罗杰斯的所有介绍均是围绕这一点来进行的。限于相关资料的缺乏，我现在无法全面地考察“解释学派”的情况，但是就我个人的理解，可供解释的方面，绝不仅限于“信息对于个人的主观意义”，同时也可以包括与媒介有关的行为本身。罗杰斯所介绍的“解释学派”，其实是框定在霍尔的解码意域内的理论视野，这样一种视野，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是可以拓宽的。 [20] 详见《传播学史》，第200页。 [21] 可参见罗杰斯《传播学史》，第209页和莫利《电视、观众与文化研究》，第294页等有关介绍。 [22] 类似的观点，在其他学者那里也可以见到。如Hammersley和Atkinson曾这样说道：民族志法有其自身的特性和目的，不是为了弥补任何一种研究方法的缺陷而发展出来的；纵然它有弥补缺漏的功能，也只表示其有较广的适用范围，而不意味它应该成为某种方式的替代品，更不表示在方法位阶上和其他方法有高低之分（转引自，林福岳《阅听人地理学——以“民族志法”进行阅听人研究之缘起与发展》一文，台湾:《新闻学研究》，第五十二集）。 [参考文献] [1] 罗钢，刘象愚著：《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版。 [2] 莫利著（冯建三译）：《电视，观众与文化研究》，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5版。 [3] 马凌诺斯基著（梁永佳，李绍明译）：《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华夏出版社，2002版。 [4] 吉尔兹著（韩莉译）：《文化的解释》，译林出版社，1999版。 [5] （丹麦）K.B.Jensen，（荷兰）N.W.Jankowski著（唐维敏译）：《大众传播研究方法——质化取向》，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6版。 [6] 林福岳著：《阅听人地理学——以“民族志法”进行阅听人研究之缘起与发展》，《新闻学研究》，第五十二集。 [7] 吉尔兹著（张家瑄，王海龙译）：《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版。 [8] 罗杰斯著（殷晓蓉译）：《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版。 [9] 郭建斌文：《民族志法：一种传播研究值得借鉴的方法》，《新闻大学》，2003年夏季号。 [10] 郭建斌文：《电视下乡：社会转型期大众传媒与少数民族社区——独龙江个案的民族志阐释》，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 [11] 郭建斌文：《三代人：不同历史时期独龙族个体文化特征浅描》，《民族艺术研究》，2002年第5期。

上一页  [1] [2] [3] [4]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