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论文由上帝论文网为您收集整理，上帝论文网http://paper.5var.com将为您整理更多优秀的免费论文，谢谢您的支持][提要] 本文对以four theories of the press为主的英语世界媒介理论作了语用和语义探究，发现“四种理论”诞生近半个世纪以来，除了对后来的媒介理论影响深远、至今烙印尚存之外，英语世界和中文世界对它的语用与语义多有歧见、混淆与误读。澄清了若干关键词后不难发现，如今江河日下的“四种理论”其实仍值得探究。我们从最新的“去西方化”理论中就可以发现它蕴藏着强大的生命力，以至于对“去西方化”一说能否成立仍持怀疑态度。 [关键词] four theories of the press；libertarianism；authoritarianism；totalitarianism；neoliberalism；媒介理论；去西方化 （一）概览：“四种理论”与媒介理论研究的勃兴 46年前，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推出了3名新闻学者撰写的《报刊的四种理论》（Four Theories of the Press）一书（Siebert etc. ,1956；斯拉姆：1980）。一时间，该书和它的3名作者声誉鹊起。学界公认，它开了比较新闻学之先河，以其鲜明夺目的标题填补了大众传播文献的空白，揭示了新闻媒介与社会的关联，以至于一时间洛阳纸贵。该书不但在美英等国被当作教科书，引起了热烈的讨论与争辩，并且被译成多种文字（McQuail, 2000: 153），“得到美国领导团的赏识，美国新闻学荣誉学会曾授予研究奖章”（斯拉姆：1960，“译者的话”），“属于最畅销的非虚构类书籍”（郭镇之，1997：39）。 在国内，《报刊的四种理论》薄薄182页的中译本自改革开放之初公开出版以来，对学界的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芮必峰（1996：63~63）认为，该书的历史功绩在于：（1）探究不同社会制度与报刊的关系这种研究方法对西方新闻学研究产生了影响；（2）对各种报刊体系差异所作的哲学根源上的探究提升了新闻学的理论层次；（3）“四种理论”模式一直影响着甚至左右着后来的媒介理论；（4）西方推崇的“社会责任理论”经过该书的系统阐发得以广泛传播。 到1970年代初以前，为英美学界和新闻界津津乐道的“四种理论”似乎没有受到学理上的挑战。1971年，美国学者拉尔夫·洛温斯坦（Ralph Lowenstein）和约翰·梅里尔（John Merrill）在其出版的《媒介、讯息与人》一书中对“四种理论”作了修正，提出了他们的“五种理论”（芮必峰，1996：64~65）。10年后，美国学者威廉·哈希顿（William Hachten）在《世界新闻多棱镜》一书中提出的“五种理论”则对“四种理论”作出了较大改进，增加了关于第三世界的媒介理论（芮必峰，1997：66）。1983年，英国学者丹尼斯·麦奎尔（Denis McQuail）在他的首版《大众传播理论》中提出了类似的“六种（5+1）理论”（Watson,1998:90~93）。 1984年，美国传播批判学者J·赫伯特·阿特休尔（J. Herbert Altschull）提出了国内有人誉之为对“四种理论”第一次构成了重大的挑战”（林珊，1989）的三种理论，但据我的看法，这种说法似乎言过其词了。而真正挑战甚至否定“四种理论”的，是一年后由当年出版《报刊的四种理论》的伊利诺伊大学推出的8人合著的《最后的权利：再探报刊的四种理论》。郭镇之评介说，《最后的权利》对“四种理论”进行了“总体批判”，预言了后者的死亡，指明了产生它的时代的终结（1997：40~41、38）。 然而冷战的结束并没有止息西方媒介理论的发展。1997年芬兰学者卡尔·诺登斯特伦（Kaarle Nordenstreng）提出了媒介研究的“五种范式”（McQuail, 2000:161~162）。尽管诺登斯特伦提出“五种范式”的论文以“超越‘四种理论’”为题，但是声称要彻底颠覆英语世界既有媒介理论的，是英国伦敦大学戈德史密斯学院詹姆斯·科伦教授和韩国国立汉城大学的朴明珍教授，二人主编的《去西方化媒介研究》以全新的“五种理论”统领全书，汇集了多国学者对包括亚、非、拉美多国和地区在内的研究对象的22篇论文（Curran and Park, 2000）。它的意义在于，该书可能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国别/社会性比较研究尝试，并且将其置于政治—经济—文化背景（语境）之下，突破了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历史分为“冷战/后冷战”的二分法。 （二）语用与语义：双语探究 批评前人，是后人的固有权利。但是我们恐怕不能忘记，后人在考察前人理论形成时，前后两种语境的变化，何况二战以来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状貌所发生的变革以及相关学科的发展又是如此翻天覆地和令人眼花缭乱。 正如《最后的权利》一书对“四种理论”进行“总体批判”时所表明的那样，作为理论阐述的《报刊的四种理论》在分析中采用的概念和术语多有不周严之处（郭镇之，1997：40）。其实，英语世界如此，汉语世界在译介上述有关理论时又何尝不是如此。 1． 关于《报刊的四种理论》的封面语言 今天看来，《报刊的四种理论》从封面开始，用语与汉译就有可商榷之处。该书的第一作者是弗雷德克·赛伯特（西伯特）（Frederick Siebert），然而正如郭镇之所言（1997：39），《报刊的四种理论》的译者将第三作者“斯拉姆（即施拉姆）”列为第一作者，这可能是由于施拉姆在传播史上的地位，特别是在中国的知名度。但是这个看似可以理解的不当处置显然误导了中国学界。据新版《兰登书屋韦氏大学词典》（RHWCD,2000），（mass）media[（大众）传播媒介]一词出现于1920—1925年间。尽管书名中使用的是当时的人们更常用的press这个有800年历史的词汇作为名词（其语义的历史衍变为：压机——印刷机——印刷品（出版物）——报刊——新闻界，等等），但是作者开宗明义在“绪论”中第一段便声明：“本书中所用‘报刊’（‘press’）一词，是指一切公众通讯工具（mass media）而言……”（斯拉姆，1980：1；Siebert etc. ,1956:1）。显然，这里的press等同于mass media，但是，鉴于当时报纸在媒介中的中心地位以及报刊相对于广播电视而言的悠久历史，选择press一词自有其道理。然而将其译成“报刊”恐怕就不那么妥贴了。 2．关于“四种理论”的英文和中文用语 “四种理论”的英文和1980年译本的中文分别如下： （1）authoritarian theory of the press（报刊的集权主义理论）； （2）libertarian theory of the press（报刊的自由主义理论）； （3）social responsibility theory of the press （报刊的社会责任理论）； （4）Soviet Communist theory of the press（报刊的苏联共产主义理论）。 首先应当指出，由于“四种理论”的作者在构建其理论时形式上采用的是共时性/历时性并举的方法，因此在逻辑上似乎难于首尾一致。例如，理论1与理论4的矛盾。但是作者显然是受到了强大的地缘政治观的影响，其真正的共时性理论似可用下图表示： 有学者指出，“四种理论”实际上只有一种，即理论2（或理论3），充其量只有两种，即理论2（或理论3）加上理论1（涵盖理论4）（McQuail,2000:153）。这种批评有一定道理的，它揭示了作者的价值取向，但是因此简单地说，支配作者的只有冷战思维，对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视而不见，似乎也不够公允。施拉姆后来成为发展传播学的主要倡导者之一（Curran et al, 2000:4），恐怕也不仅仅是由于对“四种理论”的缺失的忏悔吧。 但是，“四种理论”本身的语用与语义及其译法的确引起了歧义。其中尤以libertarian和authoritarian两词为甚。《报刊的四种理论》的译者中包括英文造诣不浅的林姗老师。中译本中将libertarian译为“自由主义（的）”，今天看来不无先见之明，但也可能是偶然性所致。 我们知道，“自由主义”作为名词，英文对应词通常是有近200年历史（RHWCD，1999）的liberalism（形容词为liberal）。自由主义一直是近代西方的主流意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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