态（李强，1998：3），而在20世纪常常与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斯大林主义等相对。实质上，在“四种理论”之后，许多媒介理论已将作为形容词的libertarian音用，而代之以liberal，如诺登斯特伦的“五种范式”（McQuail,2000:161）；或干脆以free press（自由报刊、新闻自由）置换，如麦奎尔的“5+1”理论（Watson，1998:90）。 这种替代有无道理呢？就整个西方人的观点来看，替代的如要的（请注意麦奎尔和诺登斯特伦是欧洲人）；而在美国人看来，那就不一定了。我们知道，在当今民主社会主义盛行的西欧，自由主义往往具有社会主义的色彩；而在几乎不存在社会主义思潮的美国，其自由主义比西欧要右倾得多（展江，2001：863）。而这种特殊品牌自由主义恰恰就是libertarianism。但是这个词的汉译向过去不大熟悉liberalism中各种流派的中国学界出了一道不大不小的难题。政治学者邓正来主译的《布莱克维尔百科全书》将libertarianism译为褒义的“自由意志论”（1992：418），而在由邓正来翻译的《自由秩序原理》一书中，该词被改译为“严格限权自由主义”（邓正来，1997：202）。在其他中国学者的译述中，还有中性的“自由权主义”（郭镇之，1997：41）、贬义的“极端自由主义”（李强，1998：200）、略带贬义的“绝对自由主义”（俞可平，1998：68）以及褒义的“自由至上论”（毛寿龙，2000：22；江宜桦，2000：15）等译法。如果只看中文，谁会相信它们同出一源呢？ 显然，只有权威学者的解读才能消除上述混乱。毛寿龙认为，libertarianism 的特点是“极端强调个人自由，强调市场本位，坚决反对政府干预，主张以宪政制度保护个人权利并制约政府的权力”，当代代表人物有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弗里德曼夫妇、罗伯特·诺齐克、米塞斯、布坎南等人（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多数是奥地利籍和美国籍经济学家，其中哈耶克、弗里德曼和布坎南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毛寿龙，2000：22）。而libertarianism实则分为保守自由主义和无政府的自由至上论两支。前者要求必要的政府，趋向于保守；后者则要求废除政府，倾向于激进（邓正来，1992：419；毛寿龙，2000：52）。换言之，两者的差异，相似于美国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分野。因此可以说libertarianism是美国可被自由派和保守派共同接受的意识形态大致可称为美国式自由主义。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西伯特选择这一语汇的用意了，即信美国主流价值观和既有制度下的媒介理论与制度，甚至对于自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对于在广播电视领域中推行公营和个别国营制度(法国)的西欧国家也不以为然。 如果说对libertarian一词语义的理解主要是我们中国人的事情，那么authoritarian及其名词形式authoritarianism的情形则有所不同。二次大战以来，这个有120年以上历史、逐渐有了一个当代替用语totalitarianism，后者出现于1925—1930年间（RHWCD，1999）。但是即使是在当今的英语世界，“authoritarianism常常和totalitarianism相混淆”（罗金斯等，2001：74）。假如西伯特等人在40多年前犯了这样的错误，那是可以宽宥的。据考证，totalitarianism一语最早被墨索里尼用来描述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对整个社会的全面（total）改造与全面(total)控制（李强，1998：119）。而据认为第一部研究totalitarian的力作是德裔美籍犹太女学者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51年出版的《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的起源》，她提出，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为totalitarianism的代表，乃是一种全新的政府形式，并揭示其特征为意识形态和恐怖（李强，1998：120）。另一名德裔美籍政治学家卡尔·J·弗里德里希（Carl J. Friedrich）和美国人兹比纽格·布热津斯基在1956年出版的《极权主义专制和独裁》则概括了totalitarianism的五个特征（李强，1998：121）：1）官方意识形态；2）惟一的群众性政党；3）近乎彻底的对强制权力的垄断；4）对大众传媒的垄断；5）以恐怖手段对身体与心理的系统控制。 这样一来，authoritarianism就与totalitarianism有了清晰的差异。但是，也许是作为新闻学者的西伯特等人视野受限，也许是出于温和的自由派立场，他们使用的authoritarianism涵盖了从古至今包括totalitarianism在内的非自由主义意识形态。Authoritarianism 今天被译成中性的“权威主义”和贬义的“独裁主义”（邓正来，1992）、中性的“权力主义、命令主义”（郑易里等，1985）、“威权主义”等等。而totalitarianism的译名则多含贬义：“极权主义”（郑易里，1985；陆谷孙），但也有学者取中性译法“全权主义”（王焱，2000；邓正来，1997）。中译本将其译为“集权主义”，恐怕是为了避开“独裁主义”一类的坏字眼。但是，这一译法虽然易于为熟悉中央集权政治的国人接受，却有失准确。此外，它还给别人造成了困境；芮必峰在译介洛温斯坦—梅里尔的“五种理论”时，将本应译为“集权主义”的centralist译成了“集中主义”（1996：64~65）。 如前所述，奉行libertarianism的代表人物多为经济学家。而大致在1960年代出现的neoliberalism(新自由主义)正是前者的当代形式。由于这些代表人物（尤其是米尔顿·弗里德曼）的理论切中当代人类社会时弊，因此近20年来风靡世界，成为各国施政实践的指导原则和当代各国政府治道变革的理论基础（毛寿龙，2000：51）。而且新自由主义首先是以一种经济理论发挥其影响的。在传媒领域，它借1980年代里根主义和撒切尔主义的东风，为公司媒介（corporate media）的勃兴鸣锣开道，推进了西欧国家对广播电视媒介的解除管制（de-regulation）和私有化（Mchesney, 1999:6,110~111）。所谓的“去西方化”的“五种理论”就与此密切相关。这样看来，西伯特等人当年选用libertarian一语是不无先见之明的。 附：媒介理论语境与模式的兴替（Curran and Park,2000） 1950年代理论语境：地缘政治 理论模式：“四种理论”（西伯特—彼得森—施拉姆）（1954年） 1960年代理论语境：现代化/全球资本主义复兴 理论动向：发展传播学萌芽 1960年代末~1990年代理论语境：媒介帝国主义 理论模式：洛温斯坦—梅里尔的“五种理论”（1971年） 1）权威主义理论；2）社会权威主义理论；3）自由主义理论；4）社会自由主义理论；5）社会集权主义理论 理论动向：发展传播学发展（1960~1970年代）与成型（1980年代）；美国批判学派与文化—媒介帝国主义研究兴起（1960年代末~ ）；英国“文化研究”介入媒介研究（1970年代~ ） 1980年代~1990年代理论语境：文化全球化 理论模式： 哈希顿的“五种理论”（1981年） 1）权威主义理论；2）西方理论；3）共产主义理论；4）革命理论；5）发展理论 麦奎尔的“5+1理论”（1983年） 1）1） 权威主义理论；2）自由报刊（新闻自由）理论；3）社会责任理论；4）联理论；5）发展理论；6）民主参与理论 阿特休尔的“三种理论”（1984年） 1）市场经济世界理论；2）马克思主义世界理论；3）进步中世界理论 皮卡德的“七种理论”（1985年） 1）权威主义理论；2）共产主义理论；3）革命理论；4）发展理论；5）民主社会主义理论；6）社会责任理论；7）自由主义理论 诺登斯特伦的“五种范式”（1997年） 1）自由主义—多元主义范式；2）社会责任范式；3）批判范式；4）行政管理范式；5）文化谈判范式 2000年~理论语境：去西方化 理论模式：科伦—朴明珍的“五种理论”（2000年） 1）转型与混合社会理论；2）权威/新自由主义社会理论；3）权威/管制社会理论；4）民主/新自由社会理论；5）民主/管制社会理论 说明：麦奎尔的6种理论中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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