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十分有限的，自然这样的家庭在当地是属于经济条件比较好的 [10]；二是组织购买。如当地驻军、学校以及其他机关单位。当地最早拥有电视机的，正是这些“单位”，老百姓能够看上电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这些单位的存在；三是上级或外地捐赠的。在前几年对独龙江的扶贫捐赠物品中，电视机（有新的也有旧的）是其中重要一部分。这些“赠品”有些流向了基层“单位”，有的流向了农村家庭。在我调查的村子中，有几户人家的电视机就是这样来的。当然这样的电视机获得也并非每个家庭都有均等机会，这其中，就存在一个社会关系（或社会资源）的问题。[11] 这一问题如果考察一下久远的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社会，即便是城市家庭，拥有一台电视机（尤其是一台国外品牌的电视机），是何等荣耀的事情。 从相对微观的层面来看，看电视只是一种十分笼统的表述，在看的过程中同时存在着大量的其他活动。有关的调查研究显示：有50％到60％的观众自称在看电视的时候，同时在做着其他的事。〔2〕269)同样地，尽管电视机开着，或者有很多人坐在电视机前，都可能“代表一百种不同的事情”。〔2〕(269)因此，史多（Serteau,M.de）在1989年的一篇文章中曾这样论述道： 电视就是每日生活。研究电视，就等于同时研究每日生活。在西方世界，几乎每个家庭都有电视机。电视中的文本、影象、新闻和明星，提供我们最佳的谈话题材。电视一直都是我们大家研究的目标。但是，正因为电视以一种整合的方式，悄悄地进入这些看电视人的生活中，多少使得这些问题滑过学术网路，受到忽视。[12] 从微观层面来进行考察，通过遍查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地的社会关系网络。在我对独龙江地区的这一相对微观的问题进行考察时，我注意到了这样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电视机在家庭中所摆放的地点、位置以及房间里的其他陈设等。从这一点切入，需要考察的问题是十分庞杂的。[13] 在没有电视机时代，当地人日常文化生活的中心是火塘，关于火塘在当地文化传统中的地位和作用考察就是一个不能轻易放过的方面。[14] 在有了电视机以后，有的人家把电视机摆放到了火塘所在的屋子里，但是电视机无疑成为了这一空间中的主角。在这一空间中的交流方式以及内容都发生了巨大改变。条件稍微好一些的人家，有了单独的电视房，这样，传统的文化意义上的火塘的地位，就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从这样的一个视角入手，我们同样可以觉察到一种电视对于当地文化生活的影响，只不过，这种影响不是通过对当地人的观念意识的测量中获得的，而是从因电视的介入而导致的对当地人日常生活的结构性改变得出的结论。[15] 二是当地人看电视的地点。结合前面说到的，可以到有电视机的人家看，也可以到村委会的电视房或当地学校（或单位）去看。在到哪里看电视这一问题上，据我个人的观察，当地人并非完全没有选择，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这其中隐含着的社会关系意义，同样是十分有趣的。[16] 三是集体观看时不同的人所在的位置。在我观察过的当地多个电视房里，有坐着看的，有站着看的；有室内的，有露天的；就室内的观看情况而言，虽然在电视房里没有正规的会议场合中的严格的坐次之分，但是在这样一个集体观看场合中并非坐次问题完全没有意义。 四是在观看过程中伴随着哪些活动。 五是谁掌握着电视机的开关和遥控器，谁是观看过程中的意见领袖。[17] 由于篇幅所限，后面几个问题我们就不再展开叙述，这样一些问题，应该说是一般从事传播研究的人都会自觉地意识到的。 通过这样一种具体的考察与解析，对那句带有某种陈词滥调意味的话——“看电视不是一种孤立的活动”，我们似乎有了一种新的认识。 （3）“深描” 上述融入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和详细了解研究对象实际生活的方方面面其目的，在马凌诺斯基看来，是要“理出部落生活的所有原则和规律，理出那些恒久而确定的东西，剖析他们的文化，描述他们的社会结构”。这样一种目的，与后来的同样是进行民族志研究的美国人类学家吉尔兹所提倡的人类学的解释的看法不仅相同。在马氏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大量地看到他对如何“融入”与“遍查”的交待，同时也可以看到他所呈现给我们的理论成果，这些理论成果，正如上面引文中表明的，是“原则和规律”，是“恒久而确定的东西”。正是在最后一点上，吉尔兹与马凌诺斯基出现了分歧。在吉尔兹看来：“理论建构的根本任务不是整理抽象的规律，而是使深描成为可能；不是跨越个体进行概括，而是在个案中进行概括”。〔4〕(33)吉尔兹从文化的视角进入，提倡一种人类学的解释（或阐释），如何阐释，吉尔兹使用的概念是“深描”（thick description）。这不仅仅是一个概念，更是一种研究理念。 什么是“深描”？“深描”（thick description）是吉尔伯特·赖尔（Ryle, Gillbert）在探讨“‘思想家’在做些什么的一般问题”〔4〕(7)时使用的概念。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兹把这一概念借用到人类学的解释（或阐释）中，为人类学的阐释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成为文化人类学研究的知识图景上一种新的观念和“范式”，并渗透到其他相关的研究领域，包括传播研究。“深描”的目的和意义何在？吉尔兹同样借用了赖尔的解释，简单地讲，就是区别出“眨眼”、“挤眼”和“模仿挤眼”几种如果不仔细分析可能会混淆的行为。〔4〕(7-8) 这样一种工作，正是吉尔兹所追求的“析解”（explication），即分析表面上神秘莫测的社会表达。[18] 而这种析解，也就是吉尔兹所说的“双重任务”，即“一方面是揭示贯穿于我们的研究对象的活动的概念结构——即社会性话语中‘所说过的’，另一方面建构一个分析系统，借此，对那些结构来说是类属性的东西，因本质上与它们是同一的而属于它们的东西，能够凸显出来，与人类行为的其他决定因素形成对照” 〔4〕(35)。 吉尔兹把这种民族志的描述的特点归纳为四个： 它是解释性的；它所解释的是社会性会话流（the flow of social discourse）；它涉及的解释在于将这种会话“所说过的”从即将逝去的时间里解救出来，并以可供阅读的术语固定下来。……它是微观的。〔4〕(27) 在吉尔兹那里，对于“深描”强调远远胜过了我们前面说过的“融入”、“遍查”，但是在吉尔兹的描述中，我们则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两方面的内容。如前面引述的吉尔兹对斗鸡的描述。 就我们讨论的看电视而言，如何借鉴“深描”的研究理念来指导我们的研究？就我个人的理解，就是对一种具体行为的意义的探究。以此作为出发点，我们再来使用“看电视”这样的字眼时，就难免对这样一种词汇的所表达的意思模糊感到不满。张三在看电视、李四在看电视，王老五也在看电视，这样的一种行为表述，对于收视率调查来说，应该是有价值的。但是对于从事民族志研究的人来说，似乎没有太大意义。对于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民族志工作者来说，要追问的是这种貌似相同的行为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区别，如果有区别，这样的行为各自所隐含的意义是什么？从具体的操作层面上来讲，研究者要问的问题是他们到底是怎么看电视的，只要较为全面地搞懂了这一行为之后（与前面说到的“融入”与“遍查”问题相关），才能来做探究意义的努力。[19] 三、民族志的是与非 对于一种方法（或是方法类型）的讨论，不必一定要把另一种与之不同的方法（或方法类型）作为假象的敌人。尽管在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垒球比赛中，统计学家与定性分析者临时成为了赛场上的对手，[20] 即便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美国社会学随着对芝加哥学派方法的背离而成为高度定量的和统计性的，这一研究方法转向直接影响到了传播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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