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的研究方法有关的别出心裁的研究成果使得莫利突破了曾给予他很多启迪或动力的英国文化研究中的另一位大师霍尔在《编码，解码》中依托于文本，关注观众解码文本的理论模式，把关注点转移到了电视观众观赏这一社会过程本身。莫利在以传媒文化为重点的文化研究中的这种“革命式”的变革，不能忽视其使用的研究方法的作用。 发端于20世纪初的中国大陆的民族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追随的更多是英国传统，费孝通师从马凌诺斯基以及费孝通的社会学思想对中国社会学的影响（这种影响目前还存在）似乎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从这一理路上来看，应该说“民族志”在中国大陆的这些学科中也是一种通行的研究方法。 中国大陆自1980年代初期较为普遍地接受传播学思想，主要是从美国实证研究思路开始的，因此，在中国大陆20多年的传播学理论介绍与研究中，对美国实证研究的理论介绍得多，对欧洲批判学派理论以及英国文化研究相关理论的介绍，是1990年代后期才开始的。一旦沿着文化研究的路子往下摸，在拓宽研究视野的同时，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我们也似乎多了一些思路和办法。在我们的传播研究中使用民族志的做法，似乎也是一种顺利成章的事情。若此，中国大陆的传播研究也可以与有着浓郁英国传统的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建立更为广泛的对话基础，这对于丰富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并非是一个多余的方面。 二．三个关键概念 使用“民族志”做法进行传播学研究，由于方法和研究理念的变更所带来的变化是多方面的，从操作环节到结果呈现均会与量化研究方法有很多不同。我自己觉得，最主要的问题有三个方面：一是想方设法融入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中，在此简称“融入”；二是考察研究对象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此简称“遍查”；三是以“深描”（thick description）作为解释现象的学理化追求，在此简称“深描”。 （1）“融入” 如同人类学家在使用“民族志”做法所强调的那样，“居住在土著的茅屋里”，尽可能完全地融入到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中去，去感知研究对象的那些“实际生活的不可测度方面”[7] ，传播研究在使用这一做法时，这也是“田野工作成功的初始条件”。这是从事民族志研究需要跨越的第一个门槛。这方面的经验与可能遇到的问题及解决办法，因人因地因事而异，无法找到一种可供任何人在任何地区进行此类研究可以完全照搬的方法和技巧。美国人类学家吉尔兹在《文化的解释》中《深层游戏：关于巴厘岛斗鸡的记述》一文对作者如何介入研究对象中的提供了较为详细的非常精彩的论述，几次读来，回味无穷，忍不住要引述部分内容。但是需要提醒的是：我在这里的引述更多地是把它当作一种田野工作的趣味性故事，并不具有可复制性： 我们住进了一个大家庭（是通过省政府事先安排的），它是由属于村落生活四个主要宗系之一的人构成的。但是除了我们的房东和作为他的表兄和姐夫的村落首领以外，所有人都按照巴厘人只能有的做法，对我们视而不见。当我们怀着不确定而又渴望与人沟通的心情在四周散步时，人们的目光似乎穿透了我们而聚集在我们身后几码远的某一个更实在的石头或树木上。几乎没有人与我们打招呼；但也没有人对我们怒目而视或对我们说任何不友好的话，这已经令人满意了。如果我们冒险接近某个人（在此氛围下人们被竭力禁止做的事），他就会离开，不经意但却是肯定地。如果某人正坐着或靠着墙而被我们堵住，他就什么也不说，要不就在嘴巴里咕哝着对巴厘人来说没有任何意义的词——“是的”（yes）。……实际上村民们关注着我们的一举一动，而且他们掌握着大量相当准确的关于我们的信息，如我们是谁，来做什么。但他们举手投足的样子，仿佛我们根本不存在，实事上这些行为是要告知我们，我们不存在或无论如何我们尚不存在。[3](484-485) 然而作者的这种尴尬局面的改变是源于一场违背当地政府禁令的斗鸡所引起的为逃避警察追捕与当地人一起落荒而逃的经历。对于当时采取与村民一起逃跑的做法，作者的说法是“根据人类学‘入乡随俗’的既定原则”。经历了这件事后，接着作者的叙述是： 第二天早上，对我们来说这个村庄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我们不仅不再被视而不见，甚至突然间变成了所有人注意的中心，成了热情、兴趣特别是快乐大量倾注的对象。村里的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也像其他人一样逃跑。他们一遍又一遍地问我们事情的经历（我不得不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讲述那个故事，那一天重复了五十遍）……像以前一样，对我们一举一动的关注即时在他们逃命时也没有停止，这些世界上最矜持的人，兴奋地、同样是一遍又一遍地模仿我们逃跑时不优雅的样子和他们所认为的我们惊惶失措的面部表情。然而最重要的在于，每一个感到非常高兴甚至吃惊的是，我们并没有简单地“掏出证件”（他们对此也很了解）表明我们与众不同的访问者身份，而是证明了我们与现在已成为同村人的村民们的团结一致…… 在巴厘岛，被取笑就意味着被接受。那是我们与该社区的关系的一个转折点，我们确实已经“身在其中了”（in）。〔3〕(488-489) 对于如何介入到研究对象当中，达到吉尔兹所说的“身在其中”？很多人类学研究者（无论是他们是出色的还是不出色的）都有自己经历以及解决的办法。就这一问题来说，目的是一致的，方法则不可复制。 在电视观众研究中，有一种“技术至上”的做法，就是通过各种技术手段，如收视率调查中的电子记录仪，来机械地记录观众看电视过程中的某些行为。由于这样的做法具有某种商业价值，本无可厚非。但是这样的做法与我们这里所说的民族志的“介入”，其结果与归宿是完全不同的。民族志式的介入既是一种身体的参与，更是一种心灵的交融。这些，都是那些仅凭技术手段的做法很难到达的。 （2）“遍查” 从事田野工作的人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一网打尽”。表达的意思就是要全面考察田野工作地点的方方面面的事情。任何一种现象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这句话听起来让人有“陈词滥调”的感觉，但是在田野工作中，这样的“陈词滥调”是有意义的。以看电视为例，我们可以从相对的宏观与相对的微观两个层面上来考察这一简单的事情可能涉及的多方面的事情。 从相对宏观的层面来看，要能够看到电视，有这样一些条件必须具备：电力、信号、电视机等。这都是一些常识性问题，但是如果你在一个社区中研究电视观众的情况，这些常识性问题不应该想当然地被忽略。因为这些对于你的研究是有意义的。上面说到的几个方面，其中包含的问题又是多种多样的，就电力而言，电从哪里来？是否受到限制？谁在限制？怎样限制？你所观察的家庭中除电视以外，还是哪些电器？等等；再来看电视信号，电视信号从哪里来？是否受到限制？谁在限制？怎样限制？对于这些问题的追问以及考察，其实涉及的方面以及问题的意义就十分宽泛了。它涉及基层的行政管理问题，涉及国家的行业体制、政策问题，涉及意识形态控制问题，这些问题对于中国社会而言，具有较为广泛的社会意义。如现在大家熟悉的“村村通”工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一种当代中国社会中的通过国家政权构筑着的“权力的媒介网络”。[8]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一做法与几十年前实施的遍及全国的“有线广播网”建设，除了媒介形态上的差异外，其政策含义并无不同。[9] 最后来看电视机，这个方面对于很多人来说，似乎是没有太多实际意义的问题，但是如果进入到具体的日常生活层面上来考察，应该说这样的问题并非没有意义。在我调查的独龙江地区，关于这一问题，我区分出了三种情况：一是自己购买。对于农村家庭而言，能够自己购买电视机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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