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第53—67页。本人关于西方交流和交往共同体的思想发展脉络的论述，见拙著：《美学与现代性》第1、2、3章，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17] G·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赵月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123、223页。[18] 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狄玉明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18--119页。[19] P. 布尔迪厄等：《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20] J.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21] 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张博树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23页。[22] 吉登斯：《社会的构成》，李康、李猛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91页、301页。[23] 同注11，第97页。[24] 同注11，第98--99页。[25] 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所用的词是Verkehr ，在德语中指交往、交通、运输、流通、往来等意思。马恩全集第3卷中文版的注释4：“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 Verkehr（交往）这个术语的含义很广。它包括个人、社会团体、许多国家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指出：物质交往----首先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交往，乃是任何另一种交往的基础。‘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用的这些术语： Verkehrsform， Verkehrsweise， Verkehrsverhältnisse（‘交往形式’，‘交往方法’，‘交往关系’）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当时所形成的生产关系的概念。”哈贝马斯后来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等著作中交替使用Verkehr（交往）、kammunikation，öffentliche（交往、交流）、öffentlichkeit（公共领域）。[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81、39页。[27] 同上书，第74、515页。[28] 同上书，第37—38、39页。[29] 同上书，第79页。[30] “总体性制度”由戈夫曼（Erving Goffman）提出，泛指高度集权、封闭的社会控制制度，其特往包括：对社会成员时间序列的严格规定、个体生活的全面公开、讯问程序侵入个人私秘信息存储，被迫同他人发生关系。在“总体性制度”下，人们返回到孩童般依赖状态。[31] 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74、75页。[32] 恩格斯：《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第83--87页。[33] 马克思：《“莱比锡总汇报”的查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89--190页。[34] 见 J.Meyrowitz：《No Sense of Place：The Impact of Electron’s Media on Social Behavior》，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35] J.Meyrowitz：《Medium Theory》，载于《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 Theory》，pp50--77。36 M.Poster：《The Mode of Information and Postmodernity》,同上书，pp184---187。[37] D.W.Smythe：《Dependency Road：Communications，Capitalism，Consciousness and Canada》，Norwood，NJ：Ablex 1981[38] Simon During：《Introduction：The Cultural Studies Reader》，Routledge，1993，pp1--25[39] Ien Ang：《Watching Dallas：Soap Opera and the Melodramatic Imagination》，Methuen，1985；《Watching Television》，Routledge，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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