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和生产权力性资源。在现代经济体系中，物质资源迅速流动、转换和组合，其配置过程需经过信息优化和信息控制。信息是影响到物质生产和分配效率及其合理性调整的灵敏程度的最重要的资源。控制和配置物质资源的方式就是社会体制的基本性质。社会体制，体现为这些体制内部及各个体制之间的分享信息的方式。 W·梅洛蒂(William Melody)在讨论体制与传播的内在联系时写道：“体制是从分享信息的需求和渴望的发展中创造出来的，所以，互动的培养模式，也就是传播或信息交换的模式。以特定的方式取得所需的信息流量促成了体制结构的形成。不论何种原因，当传播进程和信息流量改变之时，体制的结构也发生改变。而当最初保持畅通的信息传播线路阻塞之时，体制就会死亡。体制可以根据其信息传播的性质予以描述。” [4] 梅洛蒂肯定了体制、效率和传播的一体化，具备高度的反思性监控效能。但他也提出疑问，为什么有些最成熟最复杂的决策系统，采用了大量信息，却未见作出更正确更灵敏的决策？大量信息汇集如海，而体制依然盲目，其修正和预见能力被淹没了。可见信息传播技术并不能最终决定反思性监控的效能。新的信息传播技术究竟是有助于增进人们理解，还是会造成信息泛滥令社会更加复杂和不稳定？更进一步，在资源的配置方面，信息传播技术不仅剌激了竞争，也同时加强了形成垄断的力量。根据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和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看法，资本主义就是从市场经济里生长出的追求垄断、窒息自由竞争的力量。这就是说，信息传播技术在加速市场发展的同时未必使社会资源配置更加合理，更加有利于自由竞争。正如R·杜波夫(Richard DuBoff)在分析19世纪中下叶电报对于美国市场体制的影响时指出的，电报改进了市场的功能，加强了竞争，但是也刺激了垄断的形成。大规模的商业运作、保密效能、空间控制的集中都作为电报传播的结果产生出来。借助于电报技术，资本帝国攫取垄断利润才有可能。 [5] 当今的情形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不同的是信息传播技术极大地提高，而垄断程度则早已突破了空间的限制，垄断利润也更为惊人。 事实上有两个不同层面的反思性。一个是行动主体为占有或控制资源的目标，利用信息传播，对于阶段性行为实践的效能作反思监控；另一个是行动主体对社会整体的资源配置的合理性作价值评估。效能性反思和价值性反思即是基于工具理性的反思和基于价值理性的反思。现象学家M·梅洛-庞蒂（M·Merleau-Ponty）曾经提出两个层面的现象学反思。他的第一现象学反思就在于企图观察、描述被感知的现象世界，或称生活世界，不加任何科学认知的解释或哲学上的先入之见；第二现象学反思就是试图说明我们与现象的联系，使这种反思指向现象世界与主体之间的关系。 [6] 如果应用这种方法来看传播现象，第一层反思就是观察、描述被感知的信息传播现象，即由纯粹技术运用所形成的传播的范围、规模、频密度、持续时间、冗余度、保真度等等。第二层反思就是指向信息传播的世界与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上面所述的基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反思似都应归纳于第二现象学反思。应当说，传播学的经验主义学派比较注重传播流程现象的研究和效能性反思；批判学派却注重于揭示传播流程的价值性反思。在近10年的传播学研究的整合趋势中，这两个方面开始辩证地联系起来了。二、从个体反思性到社会反思性 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基于人类作为能动主体所具有的反思性能力。社会实践的发展，是以连续的反思性监控、校正和调适作为前提条件。社会实践在既定时空领域里的延展，同时也是连续的阶段性的反思调控过程。反思性是行动-认知主体的意识间离，即自我的认知与自我的行为的间离。这使主体能够用审视他者的眼光审视自我，从而实现对行动的持续监控。反思性监控是以理性化为基础的。在梅洛蒂提出的疑问中，包含着传播本质的深刻的悖论。社会实践主体即吉登斯所称的“能动者”(agent)，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地对实践行为作反思性监控，必须依赖信息传播的条件。然而信息流量也会干扰障蔽主体的反思能力。这一矛盾在第一代控制论的传播理论中，被区分为有效信息和噪音来加以解释。如果说这一模式适用于研究物理信号的传输规律，那么，用于解释人类传播现象就显得过于简单。信息的真确程度和价值水平乃是由主体的认知结构来决定的。人类传播过程中的“噪音”相对于主体的实践-认知判断和价值判断，因而是相对的。80年代初期美国传播学者从韦伯（Weber）的解释社会学、舒茨（Schuiz）的现象学、卡芬柯（Garfinkel）的人类学方法论、克利（Kelly）的个体心理学的理论中吸取有关反思性的观点，将其融入对意义和传播的分析。 [7] 90年代K·克雷宾多夫（Klaus Krippendorff）作为第二代媒介理论的原创性理论家， 提出了传播的多重循环模式。他的理论框架跨越了第一代信息控制论，摒弃了媒介中心主义和形式主义，将行动主体的反思性监控和社会实践的概念引入传播控制过程。他是信息理论家和内容分析方法论学者，而他的传播理论有着广阔的视野。他吸取了M·米德（Margaret Mead）反身控制的角色意识理论 [8] 、H·R·马特雷纳（Humberto R.Maturana）的认知理论以及吉登斯的反思社会学。米德在文化研究中创用“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后喻文化”和“第一意识、第二意识、第三意识”的概念，描述文化人格形成的复杂过程中的反身控制的意识活动。 [9] 马特雷纳认为，一切所言皆为观察者所言。人既是言说者又是观察者。 [10] 克雷宾多夫指出人们总是在其认知能力的连续性中控制其理解的。从接受传播信息到知识理解的建构便在一个反思性的循环中进行。进入反思循环的东西并非是物理性传播的刺激，而是对于主体的理解结构的挑战或者附合。按第一代信息传播理论，理解是对于文本的正确解释或者对于编码信息的正确解码。克雷宾多夫认为，“理解”不是关于某一事物的理解（of），而是说理解就是事物本身（is）。整个认知理解是在反思环之中运演主体的认知结构，而同时又借助外在于反思环的客观化的媒介，与他人发生双向缠绕的交流实践。因此信息传播理论的重心，从对信息的正确编码－解码，转向由主体反思性牵引的动态的认知结构。克雷宾多夫并不否定信息的实在性和传播的客观性，他的主要贡献是描述出传播与反思性相结合的循环，强调理解的中心性。他提出传播的客观化，不是主体自我的外化，而是指是在主体的理解视界之外，为主体提供了反思性监控背景条件的媒介。克雷宾多夫的传播循环理论至少是对传播本质的悖论的一个自圆其说的解释。由于传播媒介外在于主体的反思循环，媒介的技术进步只是为人们的交流实践提供了更充足的条件，却并不能直接影响反思性的水平。同样，信息的极大丰富只能说是对主体的理解压力和认知结构的挑战，从而导致反思性循环的内在张力的加剧，也不能直接决定主体的反思性水平。克雷宾多夫提出了人类传播的基本的循环概念：“人类传播乃是在一种传播建构的循环的非闭合方式中自动形成的。这一结构乃是由参与者（包括他人在内）来掌控的，并使参与者进入双向的实践，参与者以其交流存在的方式认识并作出解释。” [11] 这一概念将人的反思性和传播实践之间的联系和转化作了清晰的逻辑说明。在人所处的环境中，存在着宇宙生命时空结构、自然资源结构、实践工具结构、媒介结构和社会关系结构。这些成为人的活动的客观基础。人的活动是在实践行动结构、认知结构和传播（交流、交往）结构中展开的。这三个结构都是人与环境互动的结果。实践行动结构是主体生命的物质性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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