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市场划分、劳动分工为内容的新时代。这一切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革命。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深刻阐述了对人类生产-交往方式发展的唯物史观。 [25] 马恩所用的“Verkehr交往”一词，含义广泛，有交往、交通、流通、运输、往来等意思，“交往形式”概念中包括了人与人的交往、信息与文明的传播、资本财产所有制、商品和货币流通体系以及语言交流、思想交流等等，可以说以“生产关系”的内涵为主，但指涉义域更广。按照马恩的观点，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之上，人们建立了物质交往、语言交往和精神交往的方式。任何个人之间的交往，都不是纯粹个人之间的交往，而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交往。交往是历史地积累起来的形式。马恩指出：生产和交往是互为决定作用的，生产以一定的交往形式为前提，而一定的交往形式又决定了生产和需求。“它们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构成一个有联系的交往形式的序列，交往形式的联系就在于：己成为桎梏的旧的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更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类型的新的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会变成桎梏并为别的交往形式所代替。”他们天才地预见到，“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 [26] 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就意味着全球范围的新的交往形式的产生。到了晚期资本主义的今天，我们更可看到交往（特别是信息交流、知识创新的交往）己经成为生产力的主导性的因素。马恩还深刻地剖析了资本主义的交往特征：一、由于强制的分工，人们丧失了自主的活动而被动交往，交往形式成为异己的力量。二、交往的实质物欲化、功利化、偶然化。“货币使任何交往形式和交往本身成为对个人来说是某种偶然的东西。”“在现代，物的关系对个人的统治、偶然性对个性的压抑，己具有最尖锐最普遍的形式”。 [27] 三、人们被迫进入的交往范围越是广阔，他们越是不能够以完整的全面发展的个人自由地交往。四、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特殊集团或统治集团利益与被统治的人民的利益形成尖锐的矛盾，这一矛盾无法在资本主义的交往形式内解决。五、由于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国家权力表现为虚构的交往共同体。六、因此资本主义的交往形式本质上仍然是异己的权力统治形式。“这种力量现在却经历着一系列独特的、不仅不以人们的意志和行为为转移的，反而支配着人们的意志和行为的发展阶段。” [28] 在马恩作出上述论断之后一个半世纪中，资本主义的交往形式增加了新的特点。首先现代交往形式因为信息传播技术的广泛应用，呈现出时空分离的状态。物质交往、语言交往和精神交往毋需依赖共同在场的情境。信息传播的速度和跨度改变了人们的时空意识，加深了人们对于历史传统和亲历生活世界的疏离，偶然性、平面感、当下性、直观式成为现时交往方式的切身经验。时空分离导致的另一个影响就是异域参与感的提升，生活的拼贴画效应，历史感和思维深度模式的消解，以及反思能力的退化。某种程度上说是空间对时间的占领，偶然对必然的占领。其次，主要的交往实践集中于对权力性资源的占有和利用。权力性资源指生成支配他人行动的权力所需要的信息、知识、体制、人缘、话语符号、媒介、身份形象等资源。权力性资源较之物质资源来说，更加敏感而深刻地依存于传播和交往方式。在今天的社会中，权力不只是体现为国家法权、暴力机器，还体现为在不同场域里建构运作机制的知识能力，对他人行动和情感的控制影响力，以及在权力的生成-维系-扩充的过程中的监控力。随着生产的发展，个体的生活行为的自由度似乎是扩大了，然而社会通过不断生成权力资源、划分新的权力场域并使权力多元化、支配形式隐蔽化而加强了对个体行为的监控。其三，在社会制度的建构方面更依赖于符号权力。符号权力是通过占有符号资本而取得支配社会资源和他人行为的权力。符号权力一般为国家和合法化的知识专家所垄断。20世纪的激烈动荡的不同社会制度的实验，反映了人们寻求合理的新的交往形式的痛苦过程。诚如马恩所说，“现存制度只不过是个人之间迄今所存在的交往的产物。” [29] 在民族-国家内部，当选择建构“总体性制度”时， [30] 国家便以社会整体利益面目出现，以总体性的承诺取得对社会实施总体监控的合法性，以总体性的认同规范和行为纪律，压抑社会成员个体的自由的反思性。当选择建构“自由开放制度”时，权力便转化为形形色色的专家建议、权威统计、推广诉求，淹没或迷惑社会成员个体的自由的反思性。当涉及建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时，新的交往形式充满了支配与反支配、依附与反依附的矛盾斗争。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批判的。这是20世纪社会反思性力量的思想泉源。青年马克思在《莱茵报》工作期间为反对普鲁士国家的书报检查令而进行的斗争，揭露了统治阶级总是千方百计使其垄断媒介资源，谋求符号暴力的行为合法化。人民总是努力争取更多的传播空间，建立自由的公共领域。马克思认为，自由报刊本质上就是人民的社会反思的方式。他写道：“自由的出版物是人民精神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体现，是把个人同国家和整个世界联系起来的有声的纽带”。“自由的出版物是人民在自已面前的公开忏悔，……是人民用来观察自己的一面精神上的镜子，而自我认识又是聪明的首要条件。……它是从真正的现实中不断涌出而又以累增的精神财富汹涌澎湃地流回现实去的思想世界。” [31] 人民通过自由报刊而获得的自我意识和社会反思性是经由多元信息渠道、多种声音最终汇合而成。他揭露普鲁士国家的书报检查官以“保护公民的最高利益”为名，“一直在进行非法的活动”，“因为它不仅调整个别公民的行为，而且调整社会精神的行为。” 马恩坚定认为，资产阶级法权中关于言论和出版自由的规定是生产和交往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对于无产阶级和人民来说，“毫无疑问能够要求资产阶级彻底实行自己的原则，”借助它争得自己的政治权益。 [32] 马克思也主张报刊的多元化，“在人民报刊正常发展的情况下，总合起来构成人民报刊实质的各个分子，都应当（起初是单个地）表现出自已的特征。这样人民报刊的整个机体便分裂成许多各不相同的报纸，它们具有各种不同而又相互补充的特征，……只有在人民报刊的各个分子都有可能毫无阻碍、独立自主地各向一面发展并各成一行的条件下，真正‘好的’人民报刊，即和谐地融合了人民精神的一切真正要素的人民报刊才能形成。……但要使报刊完成自己的使命，首先不应该从外部施加任何压力，……即承认它具有自己的内在规律，这种规律它不能而且也不应该由于专横暴戾而丧失掉。” [33] 毫无疑问，自由报刊应当是无产阶级和人民从资产阶级社会里继承的文明成果，而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的原则应当由无产阶级和人民予以彻底实现。无产阶级和人民通过这一自由完成自我教育和对社会的反思批判。马恩是在印刷媒介和电报通讯的传播技术背景下作出上述分析和论述的，其革命人道主义、阶级启蒙和社会批判意识成为留给后世的伟大的思想遗产。但是他们所预言的“人民自由报刊”与“人民自我意识”似乎仍是人类交往的理想。随着由科技进步给世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的根本变化，革命时期的人民自我意识和阶级觉悟的命题转化为日常生活中个人和社会的反思性命题。当代的传播理论学者通过追索那些摧毁社会反思性力量的根源，以寻求建全的富于人文关怀的社会理性。传播技术决定论认为社会反思性存在与否的根源在媒介技术本身。早年的英尼斯（H.Innis）、麦克卢汉(M.McLuhan)、奥尔特·昂（Wal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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