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g）和查特（H.L.Chayror），提出过“媒介的时空偏向”、“媒介的凉、热”、口传文字抄写印刷文化对社会的不同形塑功能。近年来以梅洛维茨（J.Meyrowitz）为代表的新媒介文化观将个体反思性的觉醒，归结为现代印刷文化。 [34] 他说由于印刷提供的是视觉的空间世界，人便不再如口语传播情境中居于经验的中心位置，而是站在边缘。这样人就有时间来反思。他使用“群体认同、社会化和权力等级”三个测量标准，分析媒介的社会角色，指出印刷媒介在造就个体反思性的同时也造就出知识权威；而电子传媒造成了非在场的共同参与情境、跨域的知识分享、线性思维方式的消解、知识权威的削弱，将边缘化的反思情境重新恢复为直接性的参与，使传播成为一项生活事件（event），而不是指涉到客观对象（object）。电子传媒改变了由印刷文化造成的“孤立空间”，使所有社会空间更具互渗性，但这并未有助于建立社会认同，反而混淆了群体认同，混淆了社会化的成长阶段和权力次序。因为异质因素的互渗，造成了个体反思性的内在障碍。 [35] 文本分析理论将社会反思性面临的危胁归于主要来自新的文本、语言行为结构和信息编码方式。后期的罗兰·巴特(R.Barthes)的本文阅读理论把本文看作开放的无穷无尽的象征空间，意义在本文中随着不同的读解流转、扩散、转换和增值。德里达(J.Derrida)提出消解中心和移置中心的解构的策略。在本文里不存在理论意义的中心，只存在着意义链。文本不是一个既定的“在场”，而是二元对立不断转化的不在场的共在。符号的意义有不确定的特征。符号在不断的区分和延搁中产生新的意义，暗示了意义的无限性。意义的传达不是指向一个中心，也不是直线性的，而是呈弥散、零乱和不完整的样态，本文与本文之间形成了“互为本文性”。波斯特(M.Poster)认为德里达的文本解构理论非常适合于数码电子文本的写作、编导、传播和阅读情形。现代电子传播的文本在两个方面均是过往的传播方式无可企及的。这就是重构现实和分解认知结构。“电子信息文本不是培育出自主的、理性稳定的个体，而是游戏的、耽于幻想的、多面的自我”。这导致了知识传达系统和存储系统的解构。 [36] 权力话语分析认为大众传播和新的电子信息媒体隐含着权力体制，并与个体的反思相敌对。采取这一视角的学者主要根据福科（M.Foucault）的理论，将当代数据库比拟为类似于Panopticon(圆形监狱)的权力监视系统，对社会全体成员实施持续的、全方位的、隐蔽的监控。多伦多学派史迈斯（D.W.Smythe）将其研究的焦点放在引导和管理媒介技术的机构和体制方面。他努力揭示出传播技术如何引起权力体制的改变，如何适应了权力不断增长的要求。 [37] 文化研究认为资本主义文化工业所制造出来的大众文化、商业文化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渗透到核心家庭、个体生涯规划和行为偶像之中，直至通过全球文化市场扩张于全世界。从本杰明（W.Benjamin）、阿多诺(T.Adorno)直到伯明翰学派的威廉斯(R.Williams)、莫雷(D.Morley)、霍尔(S.Hall)等人的研究揭示出被文化工业笼罩的现代社会的个体身居于一个使他们自说自话的符号结构中。在控制之下的身体并非从属于自己。在趋向于未知的短暂过程里，他们可能发现深层的自我，既不能成为可以自由选择风格、策略和规约的自我，也不能成为由外在场域和话语所定位的自我。 [38] 英·安(Ien Ang) 将文化研究理论与依附理论结合，分析了全球化电视文艺文本对个体反思性的压抑直至对世界多元文化的排挤，以及由此导致的文化认同危机。 [39] 面对即将跨入的21世纪，在日新月异的科技发明的推进下，新的生产-交往方式将为人类开启新的生活世界。人们面临机遇和风险、自由和束缚、认同和疏离的矛盾将表现出新的形式。传播学科一方面追求对人类传播经验有更加客观的丰富的科学的认识，另一方面也在批判中对于传播环境有更深的洞察，便能更自觉、更有勇气地利用、矫正和发展它来拓展人类的自由。弘扬人本关怀和社会合理性，必须持久地揭露和反抗来自物质的、权力的和迷信的精神奴役。传播技术的进步并不等于传播体制、传播秩序和传播实践的合理性。我们只能利用这种迅速发展的客观力量来培育人类精神的成长，提升反思性的实践自觉，而不是瓦解这一人类借以自救的智慧能力。[1] 如果更确切地理解资本主义，可以再参照当代历史思想家F·布罗代尔和I·华勒斯坦的概念，将资本主义看作是在市场经济中生长出的趋于垄断的因素，而且是与自由竞争相对立的因素。参看F·布罗代尔：《资本主义的动力》，杨起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81--103页。[2] A·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方、方文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6页。[3] 同上书。第22页。[4] W·Melody：《Electronic Networks, Social Relationships and the Changing Structure of Knowledge》，载于David Crowley和David Mitchell所编论文集《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 Theory》，Polity Press，1994年版，第256页。关于传播与体制的关系的分析，还见于以下文献：G·Newman：《An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and Information》，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28（1976），pp466-92；W·H·Melody：《Information：an emerging dimension of institutional analysis》，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Special Paradigm Series，XXI（1987）Vol.3[5] R·DuBoff：《The telegraph and the structure of market in the United States 1845--1890》，Research in Economic History，8（1983）pp.253-77[6] H·施皮格伯格：《现象学的运动》，王炳文、张金言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760页。[7] J.W.Lannamann：《Reflexivity in Cultural Systems of Meaning》，载于Sari Thomas编《Communication Theory and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Ablex，1984[8] M· Mead：《Cybernetics of Cybernetics》，载于Heinz von Foerster编《Purposive Systems》，Spartan Books，1968[9] 见 M·米德：《文化与承诺》，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10] Humberto R.Maturana：《Neurophysiology of Cognition》，载于P.Garvin编《Cognition： A Multiple View》，Spartan Books，1970[11] K·Krippendorff：《A Recursive Theory of Communication》，载于David Crowley和David Mitchell编《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 Theory》，p85。[12] 在这里，无意识指人的超出理性之外的深层心理动力；实践意识是人在日常行动中不言自明的思想判断；话语意识是人们借助符号作用证明其实践合理性的意识。[13] 关于主体的传播（交流、交往）结构、认知结构和实践行动结构与媒介结构之间的近似同构的关系，传播学者作了大量的实证研究。比较著名的如议程设置模式（agenda-setting）、沉默螺旋模式（spiral of silence）、教化分析模式（cultivate analysis）等等。[14] 有两种不同的意向性，一是具有实践目的意义上的意向性，另一种是现象学意义上的意向性，指意识指向对象的活动的性质。反思性，在吉登斯、布尔迪厄等人的社会学中指主体对自我社会实践阶段性行为的自省式监控。在现象学哲学的意义上，反思性指意识借以转向内心的活动，故而与意向性构成为主体意识活动的不同趋向。能动性是就实践论范畴而言的，指主体以身体、工具和媒介为中介对于环境实施意志行为，使主体结构适于外在环境结构，或使环境结构适于主体结构。[15] Intersubjectivity，主体间性，也可译为或表述为主观间性、主观际性、主体际、主体际性等。[16] 参看任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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