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转化形式。社会实践是意识自我和身体自我的共同在场，今日自我、昨日自我和明日自我的共同在场，是本我、自我和超我的共同在场。社会实践的广度和深度体现着个体生活史的广度和深度。认知结构包括了无意识、实践意识、话语意识，也包括先验认知能力和认知逻辑框架。 [12] 传播（交流、交往）结构应当具有反身的和外拓的两种存在方式。其反身存在方式将传播导向内在交流活动，这就形成同主体的认知结构的张力运动，形成反思性循环；而外拓存在方式则寻求主体际（intersubjectivity），即与其他主体建构交往共同体。人的传播（交流、交往）结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制于人的环境，特别是同媒介结构形成了近似于同构的关系。 [13] 实践、认知、传播三个结构不仅互为影响作用、互为渗透转化，而且呈现为不断上升或沉降、扩张或收敛的循环。驱动这些结构发生循环的是主体的意向性、反思性和能动性。 [14] 主体在环境压力和内在动力的双向作用下进入实践-认知-传播的全方位、多维度的动态过程。传播更进一步地涉及到主体际的交流。个体话语何以可能是共在主体或一般主体的话语？人的意向如何能超越自我而达至他人？个体的反思性监控何以可能成为社会的反思性监控？或者说，个体的反思性监控是经由权力支配机制而扩张为社会的反思性，还是经由交流中介建构主体共同体而形成社会整体的反思性？这个问题对于传播理论来说，是最根本的问题；而它又是同20世纪哲学的最大难题联系在一起，即“主体际的困境”。 [15] 胡塞尔曾经试图借助“移情作用”的审美心理学理论解释主体际。后来他又放弃了心理学策略，转求于类似康德的绝对先验自我，认为绝对先验自我当中即包含了一切主体的先验本性，因而主体际就是先验自我在经验空间的展开。先验主体共同体是传播交流的基础。海德格尔从个体的“此在”出发，经过主体际而转化为“共在”。从索绪尔到列维-斯特劳斯、乔姆斯基结构主义语言学，强调语言能指的深层结构的共同性，以此作为沟通可能性的基本前提设定。阿佩尔提出以“先验语言游戏”建构交往共同体。后期的维特根斯坦转而求助于日常生活的语用学，认为语言的意义不再仅仅取决于语言的逻辑，而在于语言的用法，即在生活实践中自我的意义转变为公共的意义。但是他仍旧困惑于可传达的和不可传达的边界。对于不可传达的，他主张保持沉默。伽达默尔从文本解释学的路径上开出“解释的循环”和“视界融合”的设定。哈贝马斯则认为合理的主体际结构只能通过交往性行为来达到。 [16] 困扰着20世纪哲学的问题，即主体际何以可能成立？人与人何以可能交流？人与人何以可能通过交流建立多极主体共在的共同体？几十年来在人类传播的经验层面进行探索的传播学界，不能不注意到哲学的困惑对于建构传播学基础理论的意义。从语言研究转向交往行动研究也是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路线。G·米德说：“我们所称的‘交流’的重要性就在于，事实上它提供一种行为形式，使得有机体或个体可以成为他自己的对象。”从而他将自我分解为主我和客我。这中间已经含有了某种反思性的意义。而对于交流过程如何成为社会共同体建构的基础问题，他使用了参与、投射之类的说法。自我向社会的投射和他人对自我的参与。 [17] 迪尔凯姆十分注重社会联合的有组织形式、价值认同和共同规范，认为这“既是集体的，又是累世创造的，”“不只是在表达所有参与的个人情感之中共有的东西，而是来源于公共生活之中，是个人意识之间交互影响的作用和反作用的产物。” [18] 帕森斯则以“社会交往”定义生活世界。人们通过运用“广义交换符号媒介”而进行交往互动，以达成适应、整合，形成相对稳定的模式即“制度化”。然而上述社会思想家在探讨社会共同体的建构时采取的仍是“主体-客体”、“个体-群体”的两极思维模式，把社会共同体的构成作为矛盾运动的稳态、和谐状态或目标状态来描述。因此传播（交往、交流）活动是为了（for）达至社会共同体，而不是说这一活动本身就是（is）社会共同体。“主体-客体”、“个体-群体”的两极思维模式，在布尔迪厄、吉登斯和哈贝马斯等人的理论中被取代为“多极主体”模式，双向交往转为多维交往，交往共同体被描述为充满矛盾张力的“场域”（field----布尔迪厄 [19] ）、开放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哈贝马斯 [20] ）、“结构二重性”（duality of structure）、“情境性”（contextuality）、“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social integration/system integration——以上为吉登斯概念）。这些观念的共同点在于肯定社会制度、结构、文化系统和共同体等等都不是外在于人的超然之物，也不是扬弃了个体性的团块式的群体，它们是多极主体连续的反思性行为和交性行为的中介和结果。当然，在哈贝马斯和吉登斯的思想中，仍含有对交往共同体的价值肯定的意思。哈贝马斯主张“交往性行为的合理化”，他将人的社会互动区分为以达成互动双方理解为指向的交往性行为、在互动中谋求功利的战略性行为和非真实性的符号性行为。他试图通过交往性行为的媒介传播作用，调解冲突，建构世界观的同一性和新的社会一体化的形式。 [21] 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原理是其社会结构化理论的关键。行动者和结构二者的构成过程体现着二重性。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既是实践的中介，又是实践的结果。对于行动的个人来说，结构并不是如迪尔凯姆所理解的外在之物，而是具体体现在各种社会实践中的，内在于人的活动。“结构二重性始终是社会再生产跨越时空的连续性的主要根基；反过来，它又是行动者身处并构成日常社会活动绵延的反思性监控过程的前提。” “组织和社会运动是对突出体现在日常实践活动连续过程中的系统再生产条件进行反思性调控的集合体”。 [22] 吉登斯认为人的反思性是知识能动性的反思性。他将可以进入交流的知识分为：1、共同的知识（A知X，B也知X）；2、互相的知识（A知B及他自己，B也知A及他自己）；3、社会成员分享的知识储备（A、B和共享知识X的所有人及其他们自已）。因而在反思性的互动交往中，需要共同知识前提，并且应可寻求共同的标准和知识的边界，通过传播以拓展其边界。吉登斯提出了知识状态的无反思性的模式和反思性的模式。在无反思性的模式中，知识是凭借着人们共居其中的社会整体而互补式地构成；在反思性的模式中，知识仅仅处在个体的反思循环之中，人们面对其环境，从认知需要出发自动地造成这种循环。克雷宾多夫则认为传播现象是互动的缠绕，而不是共享共同知识的问题。他说：“知识不是分享的，因而也不是互补的，它的实践的社会结果是‘互绕intertwine’”。 [23] 克雷宾多夫注意到吉登斯的两个传播的概念。一个是传统社会里不同社会成员的全部交往。无论他们相距多远，都必须包含一个共同在场的情境。另一个是现代传播使共同在场不再成为社会互动的必要条件，而代之以传输技术、共同在场的替代品，按照统一编码程序，意义系统相互转换。但是，以共同知识作为传播的前提和归结可能导致三个后果：一是掩盖了在人们屈从于共同知识规则之前业己发生的充满选择和兼容的传播过程；二是会导致产生知识权威或权威知识；三是划定了人们建构知识和人际关系的范围。 [24] 这个批评相当敏锐，提出了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这就是当现代传播方式发生根本性转变之后，如何在各个反思性的实践主体之间通过传播交流达成社会的共同知识。 三、交往形式、传播境况与反思性 早在一百五十多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就预见到资本主义的出现开辟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这是以世界范围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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