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论文由上帝论文网为您收集整理，上帝论文网http://paper.5var.com将为您整理更多优秀的免费论文，谢谢您的支持]内容提要 本文从与时俱进的观察视角，认为马克思关于“报纸是工人必要生活资料”观点，应该提升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基本观点的层面来认识；强调重视马克思和恩格斯19世纪50年代以后关于新科技对社会影响的观点，因为这些观点对于认识当代信息社会的特点具有指导意义。本文还讨论了我国新闻学界经常引证的列宁关于苏维埃报刊作用论述的社会背景，认为当时他实行没有商品交换的共产主义试验使得他的某些观点超前，并不适用于我国现在的环境条件。文章最后，讨论了斯大林关于“党的利益高于形式上的民主”的错误观点，认为这个观点造成了苏联党内意见交流的停滞和思想的僵化。 关键词 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 新闻观 我国新闻学界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和宣传思想，如果从1958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马克思论报刊》算起，已经有60多年的历史了。根据党中央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反右扩大化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以及“文革”结束后坚持“两个凡是”的几年，我们党在整体指导思想上犯了左倾错误。新闻学界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和宣传思想，是在这种大环境中启动和发展的，因而不可避免的受到影响，其表现就是刘少奇、邓小平同志在60年代批评林彪组织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简单化、庸俗化、形式主义。多年来，我们几乎没有对过去这种学习、研究马列主义的方法进行过反省。党的十六大提出了“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使得我们有可能在反省以往马列主义研究中存在问题的同时，用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和宣传观，来审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我国的新闻传播业与规模化的社会宣传。 限于篇幅，本文只涉及强调或澄清以往马列主义新闻、传播或宣传思想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一、应当将马克思“报纸是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的观点视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基本观点之一马克思的这个观点，是我从马克思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发现的，这部手稿马克思写在27本大开本的笔记本上，自编页码1472页。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三册）、47卷、48卷全部是该部手稿，共计300多万字。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多次论证了一个问题：现在报纸已经成为英国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1880年，马克思在他生前最后发表的文章《工人调查表》中，进一步将报纸列入一般工人（不再特指英国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中。工人是当时社会的最底层，对于最底层的人来说的必要生活资料，当然也是整个现实社会所有人的必要生活资料。这个社会最初是市场经济的社会，进一步发展，则是信息社会。 马克思的这一思想，由于其论述藏于数百万字的经济学手稿中而很少为人所知。其实，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实物工资制向货币工资制转变、工作日的缩短、国民教育的普及和知识税的废除的等等论述中，就已经包含了这一思想。就历史背景而言，这是18-19世纪世界交往革命的必然结果。大工业要求的人手——现代工人，必须具备最低程度的文化，以适应一系列生产资料的改革，于是普及国民教育提到日程；争取10小时工作制的斗争（后来是8小时）使得工人有了起码的闲暇时间；知识税的废除造成便士报的出现，使得工人有能力购买报纸来阅读。于是报纸成为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的现象，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提出这个思想的过程，起点是他对大工业生产条件下工人生活状况的关注。19世纪40年代，他深入到流亡法国的德国工人中，发现他们“产生了一种新的需要，即交往的需要”。[1]。50年代，他发现英国工人有了一定的超出必要生活资料的积蓄，“去购买书籍以及请人讲演和召开群众大会。工人阶级有了更大的手段来占有像精神力量这样的普遍社会力量。”[2]。1861年，英国最后一项知识税被废除，以货币最小单位作为报价的“便士报”流行。马克思从第二年起，在他的笔记中将“报纸”列为工人每天消费的产品，多次进行了论证。他写道：“这里可能存在一些变化，例如，报纸就包括在英国城市工人必要生活资料之内。”[3] 1984年，我首次发表文章介绍了马克思的这个观点（黑龙江《新闻学研究资料》1984年第1期），1986年再次发表文章（《新闻大学》1986年春季号），专论这个观念。因为这个观点对于我们认识改革开放条件下我国传媒业的功能，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几千年来，鉴于生产力低下、活动地域狭小、交往规模有限，为生存，即为基本生活资料而斗争始终是生活的主题。现代市场经济向全球拓展，形势发生了变化。世界市场形成，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的开发，整个世界被现代传播媒介联结起来，世界交往体系形成。在社会物质财富累增的趋势下，物质性的必要生活资料的取得，变成相对容易了，于是，精神产品，首先是那些普遍交往的媒介产品第一次可能提升到人们的必要生活资料之中。这也是信息社会到来的端倪，它被马克思以敏锐的眼光抓住，并及时做出了论证。 这不是从政治角度，而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考察报纸与工人的关系。需要说明的是，当时工人阅读的报纸并不是工人阶级的政治性报纸，而是以简单的新闻、知识、娱乐为特征的便士报。如果从阶级性质看，便士报属于资产阶级报纸。但是，工人的生活中毕竟有了新闻、知识和娱乐的常规传播，对于长期处于非人状态的工人来说，常规接触精神产品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人们通常理解的“必要生活资料”，是指物质消费品，马克思当时列举的工人必要生活资料包括面包、牛奶、啤酒、肉、衣物五类。把精神产品列为人们的必要生活资料，这实际上是将信息服务首次列入经济学的交易范畴来研究，而不再像亚当·斯密那样把精神生产视为“非生产劳动”。马克思在这方面根据社会生产的新情况重新定义“必要生活资料”，在学术上是一个创新。这说明，自15世纪末世界交往体系开始形成以来，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折：传统的物物贸易，开始面临着一种潜在的新交往内容和形式，即服务贸易。马克思以说明工人必要生活资料变化的方式，实际上已经接触到当代知识经济的话题。 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新技术的论述对分析现代信息社会和传播技术革命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很早就意识到任何适宜的新媒介的发明，对于形成世界市场的巨大影响。他们指出：当人们解决了吃穿等基本问题后，“为满足需要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4]新工具的发明引起新的需要，新的需要创造新的历史活动。写作《共产党宣言》的时候，电报尚处于试验阶段，他们就将“电报的使用”与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并列为资产阶级所创造的巨大的生产力的主要标志。1855年，电报刚刚在英国应用，马克思就新媒介的作用写道：“电报已经把整个欧洲变成了一个证券交易所；铁路和轮船已经把交往手段和交换的可能性扩大了100倍。”[5]恩格斯晚年（19世纪90年代），他描绘的图景更为广阔：“由于交往手段的持久发展，——远洋轮船、铁路、电报、苏伊士运河，——第一次真正地形成了世界市场。”[6] 问题不完全在于新媒介作为载体载了什么，而在于新媒介本身会给社会生产带来一种飞跃式的发展。马克思把交往媒介作为“社会生产过程的一般条件”，认为它必须适应狂热的生产速度、巨大的生产规模、大量的资本和劳动转移、大量的经济和政治信息的传递等等新情况和新需要，于是，“交通运输业是逐渐地靠内河轮船、铁路、远洋轮船和电报的体系而适应了大工业的生产方式。”[7]针对一些人把1848-1860年英国空前的社会经济繁荣归于实行自由贸易政策，恩格斯强调：“其实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是由于铁路、远洋轮船

[1] [2] [3] [4] [5]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