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想欠妥。 列宁还设想通过在报刊上开辟“黑榜”来鞭策落后、批判各种错误的行为。他写道：“把那些顽固地保持‘资本主义传统’，即无政府状态、好逸恶劳、无秩序、投机活动的公社登上‘黑榜’。”“它应当揭露每个劳动公社经济生活中的缺点，无情地抨击这些缺点，公开揭露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一切弊病，而呼吁劳动者的舆论来根治这些弊病。”一旦那些企业和村社被登上“黑榜”，就“要采取特别的办法（特别的措施和法令）把它们整顿好，或者列为受罚企业，把它们关闭，并且应当把它们的工作人员送交人民法庭审判。”[28]看来，这种报刊的“黑榜”还不是纯粹的舆论监督，而且似乎是惩罚、司法行为的一部分。这与列宁关于共产主义试验的设想有关，他的改革目标是：“废除议会制（立法与行政分立）；把国家的立法工作和行政工作结合起来。把管理和立法结合在一起。”[29] 列宁要求报刊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公开揭露工作中的一切错误，这对我们现在的媒体工作具有指导意义。但是要直接依据报刊的“黑榜”来进行处罚，乃至依据“黑榜”送交人民法庭，不符合法治程序，报刊的“黑榜”只能作为一种社会评价或舆论的表现。 四、应当正视斯大林“党的利益高于形式上的民主”的错误观点及造成的恶劣后果 关于斯大林，我们都认为他有一定的历史功绩，同时也犯有重大错误。但是在党报思想方面，他的主要问题在哪里，并没有认真地讨论过，而他的思想对中国党的影响更大更直接。 斯大林在十月革命前，长期担任格鲁吉亚地区党的负责人，是一位坚强的职业革命家，曾经七次被捕六次逃脱。1911年底，他被增补为中央委员，调到彼得堡工作。由于接连第六次和第七次被捕，实际上没有参与多少中央的工作。1917年二月革命后他被释放，回到彼得堡，实际上主持刚刚被指定为党中央机关报的《真理报》编辑部。十月革命前他的党报思想，不少地方与列宁是相佐的，特别在十月革命前夕的关键时刻，他不执行列宁“不与临时政府合作”的方针，拒绝在党报上发表列宁的《远方来信》。后来他曾以委婉的口气承认了自己当时的错误。 斯大林关于党报的论述中，改变列宁一再倡导的党内思想交流的传统，造成党内交流的僵化，恐怕是最主要的问题。“党的利益高于形式上的民主”这个观点，较集中地反映出斯大林在党内实行思想专制的一面。列宁时期，俄国党内的意见交流是活跃的。且不说十月革命前，就是在掌握了全国政权后，党的高级领导人之间的许多个人观点的争论，是在党的中央机关报上，或在党的出版社出版的小册子中公开进行的，这是很正常的现象，这种情况并没有影响工作，在工作上他们按照党内和国家的民主程序办事，基本是相互配合的。正是由于党的高级领导人之间自然形成的公开讨论问题的习惯，我们才可能从列宁和其他俄国党的领导的著作中，了解到某个观点或策略的形成、发展、变化的过程。 列宁1923年3月9日以后，完全丧失说话能力。斯大林开始排除他通向党和国家最高权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苏联红军的创始人和统帅托洛茨基。在列宁逝世前四天，即1924年1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他对托洛茨基发起了全面的批判。他从会上有的人说的“不要欺负托洛茨基”谈起，说明禁止托洛茨基和其拥护者发言的理由是：“广泛的民主、完全的民主显然是不会有的。”“民主不是某种在一切时间和一切条件下都一成不变的东西，因为有时候实行民主是不可能的和没有意义的。”他提出两个条件，一个是“必须使工业发展起来，使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状况不恶化”，另一个是“保证和平发展的国际条件，没有这种条件，党内民主是不可思议的。”“应该以条件为转移来看民主，不应该把党内民主问题偶像化”。[30] 这里谈的是“党内民主”，而不是国家的传播政策。如果说党在过去沙皇统治的黑暗时期还需要充分的党内民主，甚至党章还规定了保障少数派发表意见的权利，那么，在党取得了政权后，竟得在实现国家工业发展和取得国际和平条件的前提下才能实行党内民主，这其中的逻辑被斯大林完全说反了。必须有党内民主，因为党是由有共同政治信念的人自愿结合成的社团，党内民主是党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发展和平的国际环境的前提。 1925年12月，斯大林在党的十四大政治报告中提出的措施，几乎完全封闭了党内意见交流的正常渠道。他废止列宁自1910年起一再倡导、1920年党的十大再次做出决议出版党内争论刊物的惯例，指出：“我们反对出版争论专页。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辟有争论专栏。这已经足够了。不能沉溺于争论。我们是国家的执政党，不要忘记这一点。不要忘记，上层所发生的每一个小争论都会在国内引起对我们不利的影响。至于国外就更不用说了。”[31] 1910年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非法的、秘密状态的党；1920年时的俄共（布）是执政党，面临着经济崩溃和白卫军的叛乱，这种情况下列宁仍然提倡出版党内的争论专刊。1925年时的联共（布），其环境条件比列宁在世时好得多，斯大林反而以党的名义禁止由党出版这类刊物，其理由显然是站不住脚的，目的是维护自己个人的地位，防止与他能量相当的党内同志可能的对他的批评。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十四大上提出在彼得格勒出版一份党的理论刊物《布尔什维克》，并报告了编辑部的组成人员。斯大林禁止他出版，理由是：“我们不同意这样做，并声明说，这种和莫斯科的《布尔什维克》杂志平行的杂志必然会变成一个集团的机关刊物，必然会变成反对派的派别组织的机关刊物；这种做法是危险的，并且会破坏党的统一。换句话说，我们禁止出版这种杂志。现在他们想用‘禁止’的字眼来吓唬我们。但是，同志们，这算不了什么。我们不是自由主义者。在我们看来，党的利益高于形式上的民主。”“形式上的民主是空洞的，而党的利益才是一切”。[32]在这里，斯大林关于党内思想交流的一个基本思想便是“党的利益高于形式上的民主”。 果然，当1927年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被开除出党后，1928年斯大林号召大力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时，他批评不敢开展批评的理由（怕被敌人利用），正是他1925年反对出版党内争论专刊的理由。他写道：“有时候人们说，自我批评对于还没有执政的党是好东西，因为它‘无物可失’，但是对于已经执政的、周围有许多敌对势力的党却是危险而有害的，因为敌人会利用它的被揭露出来的弱点来反对它。这是不对的。这完全是不对的！恰恰相反，正因为布尔什维克主义掌握了政权，正因为布尔什维克可能因为我们建设的成就而骄傲自大，正因为布尔什维克可能看不到自己的弱点而有利于敌人，所以在现在，在取得了政权以后，尤其需要自我批评。”[33]显然，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的前后论证问题带有明显的机会主义色彩。 任何民主必须以一定的形式存在，将民主的形式和内容对立起来，结果只能是完全取消民主。高于民主形式的党的利益，也不可能是党的利益，只能是掌握党的权力的少数个人的私利。民主是无产阶级的党得以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这里恩格斯的话应当牢记：“批评是工人运动生命的要素，工人运动本身怎么能避免批评，想要禁止争论呢？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以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34]当斯大林批评党内同志是“派别”时，也就是将自己摆在了“正宗”的位置，其实，他自己与那些跟着他迫害党内同志的追随者们，本身就结成了一个与党的组织原则相悖的派别。 引文：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2卷140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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