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超越了历史发展阶段；强制人民参加公社，与共产主义的理想本身是矛盾的。在一个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人们还在为获取基本生活资料而斗争的社会，实行这种“共产主义”是不可能成功的。在这种大背景下，列宁关于苏维埃报刊的论证中，包含一些正确的观点，还有一些观点属于理想化的设想，也包括一些明显的错误观点。下面谈几个具体问题。 1，错误地认为取消报刊的订阅制而实行分配制是“向共产主义迈进一步” 列宁十分痛恨资本主义条件下报刊分配的不合理性，而因在苏维埃的出版政策方面，他强调劳动人民一定要实际获得更多的报刊。既然共产主义试验取消了商品交换，于是报刊由中央出版供应社和地方分社按一定比例来进行免费分配。西方国家的媒体，多数是作为一种企业存在的，列宁将这种情况视为一种资本主义现象。这个观念直到1921年2月关于人民教育委员部工作的报告中，他仍是在样一种论述逻辑，当时他说：“资本主义使报纸成为资本主义的企业，成为富人发财、向富人提供消息和消遣的工具，成为欺骗和愚弄劳动群众的工具。我们摧毁了这个发财和欺骗的工具。……在报纸的分配方面，我们取消了订阅的办法。这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迈进了一步。”[20] 关于苏维埃报刊的发行，曾经发生过多次变化，从废除苏维埃报刊的订阅制到实行内部货币结算的分配制，再将这种分配制改变为完全的免费分配制，接着很快废除免费分配制，重新实行订阅制。无论怎样做，列宁的主要目的都是为了保证广大群众能够真正获得出版物的大部分。但是其中也有一种观念在起作用，即他把报刊像企业那样运作视为是资本主义，订阅制以承认报纸是商品为前提，当然要废除。后来列宁又实行了订阅制，这意味着报纸和其他出版物是商品。列宁在观念认识上应该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现在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证明这一点，只有他签署的1921年11月的新决定，从侧面反映了他的观点可能发生了变化。当时，俄国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这也是一个新的背景。 2，基本否定报刊报道新闻的基本职能 列宁谈到苏维埃报刊时，要求它们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具，这个基本思路是正确的。但是当时他是在对比资产阶级报刊时提出来的，论证中鉴于那些报刊过分报道了琐碎的新闻而基本否定了任何报刊都应有的基本职能——报道新闻。他写道：“让我们把报刊上那些报道所谓日常新闻的材料减少到1/10（如能减少到1/100更好），而让那些向全体居民介绍我国少数先进的劳动公社的模范事迹的报刊广泛销行几十万几百万份吧！” [21] 列宁还提出了一系列“报刊要成为××工具”的要求，例如：“报刊应当成为我们加强劳动者的自觉纪律、改变资本主义社会陈旧的即完全无用的工作方法或偷懒方法的首要工具”。“在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省人力、防止目前我们深受其害的骇人听闻的盗窃产品的行为方面取得实际成绩，——所有这些，应当成为我们苏维埃报刊的主要内容。”[22] “我们的报刊应当成为鞭策落后者的工具，成为教育人们去积极工作、遵守劳动纪律、加强组织的工具。”[23] 列宁批评报刊上政治空话和琐碎的日常事务的报道太多，是切中时弊的。但是，将报刊主要的报道新闻的职能视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旧习惯和旧传统，要求将报纸上的新闻减少到1/10甚至1/100更好，这种以否定报纸基本职能来达到国家行政目的的具体思想，显然是不正确的。不应将报刊报道新闻与教育群众完全对立起来，不应将以新闻价值为基本行业准则的新闻纸，变成纯粹经济生活经验的材料。报刊不应该、也不可能成为防止偷懒、盗窃之类社会问题的首要工具。在这方面，列宁共产主义试验中关于报刊任务的论述，带有超越历史阶段的空想性质。列宁在谈到报刊时，只从国家行政领导人的角度论证，忽略了报纸作为一种社会行业的基本职能，而硬性将它改变为一种每天出版的苏维埃文件，人们对新闻的需要被作为一种奢侈消灭了。 列宁说这些话时表现出他的焦虑，因为共产主义劳动公社的试验中，工人们并没有像他想象得那样自觉，流氓无产者的偷懒和盗窃现象较为普遍。在基本生活资料匮乏的条件下，偶然的个别的自觉劳动是可能的，但要求整个社会实行自觉的劳动纪律是不可能的。他太想推进共产主义进程了，于是寄希望于报刊在这些方面多做些工作。被我们视为列宁新闻学名篇的《论我们报纸的性质》（发表于1919年6月1日），便反映了列宁的这种焦虑情绪。他批评报刊为什么不批评这个、揭露那个，从文章的字里行间已经可以看出，没有激励机制的共产主义劳动公社造成了何等的社会混乱，但是当时他似乎还没有认识到问题出在共产主义劳动公社制度本身，而把火气发在指责报刊揭露得太少。如果报刊揭露得多一些，就能改变现状吗？显然这种愿望是虚幻的。 3，批判“商业秘密”是资产阶级的，要求公开一切企业活动 列宁要求公开报道各个劳动公社的经验（包括生产技术的细节和管理经验），通过报刊沟通各公社之间的联系，树立榜样，带动整体的进步。他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商业秘密”、相形对照之下提出这个观点的。就此他写道：“资产阶级共和国……用保护‘神圣财产’的‘商业秘密’掩盖作坊中、交易中、以及供应等等活动中的真实情况。苏维埃政权取消了商业秘密，走上了新的道路，可是在作为经济竞赛而利用公开报道方面，我们几乎还没有做什么事。”[24]列宁设想，这样一来，各个公社的经济问题就可以提交群众评判，帮助他们认真研究来改进生产。他强调：“在苏维埃政权下，这不是私事，而是国家大事。”[25] 他多次要求报刊打破“商业秘密”这一资产阶级的习惯作法，写道：“资产阶级报刊决不涉及 ‘最神圣的东西’——私人工厂和私人农场的内部幕。这种惯例是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我们应当坚决抛弃，但我们还没有这样做。我们报纸的面貌还没有改变得适合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的要求。”[26]他认为，资本主义企业竭力不让外人知道企业内部的事情，因为他们想总揽一切、独断专行，不许外人批评。而社会主义的劳动公社公开讨论企业和社会生活中的问题，这正是生活中最根本的、最主要的、最迫切的问题。 列宁对于“商业秘密”的批判，是以共产主义的经济形态为背景的，现在看来，其主观愿望是好的，但是超越了历史发展阶段。后来他主动放弃了这一试验，实行“新经济政策”（实际上是市场经济），没有再否定过“商业秘密”。 根据新的社会主义实践，我们知道，并非凡是市场经济的行为都是“资本主义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国家的企业（包括民营企业）的“商业秘密”是一种重要的经济资源，媒体有责任维护它。现在我们引证列宁关于“公开报道”的论述，应该考虑到他当时企图消灭商品交换的背景。在现阶段，报刊必须依法维护企业的商业秘密，不得侵犯，如果像列宁要求的那样在媒体上公开企业的商业秘密，那是一种新闻侵权，会给企业，甚至会给国家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 4，与“强制推行”联系在一起的“榜样的力量”、作为司法程序一部分的报刊“黑榜” 在实行共产主义劳动公社的背景下，列宁提出了两个相辅相成的观念，即通过树立好的劳动公社的榜样来带动其他公社，同时在报刊上开辟“黑榜”，公开揭露那些坏的典型。他认为，只要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就能够而且一定会使榜样的力量在新的苏维埃俄国成为首先是道义上的、其次是强制推行的劳动组织的范例。”[27]他讲到“榜样的力量”，与“强制推行”相关，因为他设想的共产主义劳动公社试验，第一条便是“强迫全体居民参加消费生产公社”。从现在看，无论当时有怎样的理由，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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