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的人，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驱、中国共产党人的前辈和近代以来的仁人志士，骨子里恰恰是入世的，进取的，主张变化日新的，是关切国事民瘼、向往大同世界的儒家情结最深的人。他们的为人为学、思想与行为方式，乃至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献身精神，无一不是儒家式的。儒学思想与现代化的调适，除了我们以上说的这些外，更深层次的即是仁、义、礼、智、信等基本价值的转化。孙中山先生特别提出“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强调心性文明的建构。[7]罗伯特·贝拉(Robert N.Bellah)关于日本德川宗教的研究给我们多方面的启示。他说：“存在于德川时期的中心价值系统在现代依然起着决定作用，也许是以更加强化的、理性化的形式而存在。将作为各个阶级的身份伦理而起作用的中心价值系统应用于现代，证明是十分有利于处理每个阶级所承担的新的经济责任。”[8]贝拉关于中国的整合价值占首位，日本以重视政治或达到目标为特征，中国伦理是普遍主义的，日本伦理是特殊主义的等等论断，都是值得商榷的。但他具体分析了德川时代的中心价值，指出了这些价值在日本现代化道路与过程中的作用，是很有意义的。丸山真男曾对此作了中肯的评价。[9]中国大陆和台湾、香港，以及新加坡、韩国等国家与地区的现代化运动中，民间社会的儒家伦教的积淀起了积极的作用。在文化小传统中，勤俭、重教、敬业、乐群、和谐、互信、日新、进取的观念，无疑是经济起飞的文化资本。这些文化小传统，与儒家精英、文化大传统是密不可分的。从长远的、健康的、高品质的社会目标来看，儒家“仁爱”思想可以纯洁世道人心，整合社群利益，调整人与天、地、人、物、我的关系，克治自我中心和极端利己主义。“恕道”对于环境伦理、全球伦理的重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有助于全球持续性地发展。“诚敬”、“忠信”思想有助于整顿商业秩序，增强企业内部的凝聚力并改善外部形象，提高效率，促进人的精神境界的提升。儒家的价值观、义利观和人格修养论，有助于克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坑蒙拐骗的行为。目前，这些价值至少对于中国大陆社会的整合，和谐社会的建构，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
     从《四书》、《管子》、《荀子》和宋代以来在民间流行的蒙学读物来看，传统社会朝野共同承认的核心价值，大体上是以仁爱为中心的展开，重要的范畴有如仁、义、礼、智、信、孝、悌、忠、恕、诚、敬、廉、耻等等。传统道德仁、义、礼、智、信“五常”和礼、义、廉、耻“四维”是我国古代思想家对中华民族基本道德观念和道德准则的总结，源于春秋，确立于汉代，是安定国家、稳定社会的最普遍、最重要的道德规范。明清时代，“孝、悌、忠、信”与“礼、义、廉、耻”结合起来，称为“八德”。儒学的中心价值系统或核心价值观念是仁爱、敬诚、忠恕、孝悌、信义、廉耻。仁爱是人性之本然，与世界各民族、各宗教伦理之精核可以相沟通、相对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完全可以成为新的全球伦理的基石，成为化解宗教、民族、国家、文化间诸矛盾冲突的药方和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指南。敬与诚是人面对天、地、人、物、我的一种虔诚、恭敬的态度，一种责任意识和敬业精神，真诚无欺，真情自然。愚忠愚孝已被洗汰，而忠孝之心仍可以存于现代社会，化为孝敬父母，尊重前辈，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行为，化为对人类、民族、国家、社会、团体的忠诚奉献精神。持守道义，主持公道，讲求信用，言行一致，仍是我们做人的准则。仁爱、敬诚、忠恕、孝悌、信义、廉耻等价值在当下和未来中国社会的发展中，不仅作为普遍性的道德理念，而且作为企业、商业、职业、社群、环境伦理，还将继续起着作用。传统伦理经过时代的转化、洗汰与我们自觉地批判继承，可以与现代化的新的伦理价值——个性自由、人格独立、人权意识等等——整合起来。儒家核心价值观念与现代人权、平等、尊严、理性、道义，不乏可以沟通之处。现代权利意识，现代法律生活，缺乏终极信念的支撑，缺乏深度、累积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之支撑，很可能平面化与片面化地发展。
     以上这些，都是我们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更多的人形成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基础，这可以反对国家的分裂。面对西方文化铺天盖地的席卷域内和西方宗教的无孔不入的渗透，我们一定要有文化自觉与文化安全意识。目前，基督教、天主教在中国大陆特别是农村发展很快，势力很大；台湾当局“去中国化”日甚一日。还有民族分裂主义与恐怖主义者的活动等。因此，自觉发展国学，可以维护国家的文化安全，团结海峡两岸及海外华人，形成民族文化认同，增加凝聚力。振兴国学与国家的文化安全有密切关联。总而言之，国家的兴盛与国学的复兴是一体两面的事情。国学是软实力。国学复兴有助于本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地位之提升，有利于建设文化大国及文化输出。国学也是文化产业的基础，但大众文化正在糟蹋民族传统。建设孔子学院是好的兆头，但绝不能只停留于教现代汉语，而应当讲中华文明，进行文明对话。不懂自己的国学、文化传统，拿什么与人家交流对话？新时代的全球化的挑战，启示我们要有自己的民族文化认同和伦理共识。如果没有民族文化认同，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就会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散掉。如果没有伦理共识，也形成不了一个健康的法治社会。因为法治的背后有着信念信仰和伦理共识的支撑。未来社会的发展仍需要价值指导。面对人与自然、社群、天道、人心诸种复杂关系的调治问题，传统核心价值有重大意义。在人生的安立、精神的归属方面，在社群伦理乃至全球伦理、环境伦理的建设方面，仁义礼智信等核心价值观仍然是我们重要的精神资源。在做人做事的各方面，在人性修养，整饬吏治，加强廉政，降低管理成本方面，传统核心价值观仍有效用。仁义礼智信等价值仍在老百姓的生活与生命之中，极具草根性，只要我们有文化自觉，善于启导，协调整合，仍然会成为我们的软实力。人不可以没有文化理想。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培养一代代人风，是最为重要的工作。我们一定要从自己做起，同时着眼于民族文化生命的赓续。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因此而可大可久！
（原题《时机与意义：国家的兴盛与国学的复兴》，
载《中国社会科学内刊》创刊号，2007年2月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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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章太炎说：“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故今日国学之无人兴起，即将影响于国家之存灭，是不亦视前世为尤岌岌乎？”（《民报》第七号《国学讲习会"序》）

[2] 我曾于1994年10月23日在《文汇报》发表了《国学与国魂》一文，此文在当时有一定影响。本文第一部分的一些内容，特别是以下层面分析即源自该文。

[3] 参见梁启超：《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及《治国学杂话》，俱见《胡适文存二集》，亚东图书馆1934年版。

[4] 见鲁迅《文化偏至论》，此时鲁迅还是章太炎的门生和“国学振起社”的成员。

[5]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见冯著《中国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6]教育部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尚没有“国学”这个专业的名称、代码与编号，目前国学本科生与研究生招生只能挂靠在别的专业上。也就是说，“国学”在体制内的教育中还不具有合法性，至少是没有户口吧！

 

[7] 参见郭齐勇：《孙中山的文化思想述评》，《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９６年第３期。

[8]罗伯特·贝拉著：《德川宗教：现代日本的文化渊源》，三联书店与牛津大学出版社，北京，1998版，第228页。

[9]丸山真男：《评贝拉的〈德川宗教〉》，《德川宗教：现代日本的文化渊源》附录三，第259-2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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