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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骤然间在知识界、企业界以及网民间引起轩然大波的关于国有产权改革方向的论战和讨论一度似乎成为难以解决的问题。当发起这场论战的个别人士在网民几乎众口一词的追捧和鼓励下向所谓占据霸权地位的经济学主流发起公开挑战，甚至一度引发一些激烈人士向全国人大写公开信的时候，一场唇枪舌剑的文字鏖战在当时看来似乎不可避免。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出乎人们的意料。原本尖锐对立的观点在面对网民几乎一边倒的普遍情绪和政府随后表达了关于坚持改革规范改革的坚定立场时，骤然间似乎又集体转向一种思考疲劳。这使得整个过程如同肥皂泡沫似的，刚刚要被吹起便迅速归于平寂。对立的双方在现实力量制约下似乎都缺乏勇气或者动力将各自的观点按照各自的理论逻辑展开来，同时也没有表现出要抓住对方的薄弱环节穷追猛打，直到将对方或许存在的理论和立场的谬误彻底抖露出来的态势。

    表面上看这是一件好事情，似乎反映了知识界和理论界这些年来的学术进步。理论毕竟还是理论，观点毕竟也只是观点。往常那种动辄便上纲上线，得理不饶人，非欲置对立的一方于死地的文革遗风，还是越少越好。然而，总体观之，在此过程中情绪化宣泄似乎也时有发生，有的甚至于表达出决不妥协的意思。确实，一旦问题被提高到政治立场的高度，被提高到是代表广大平民百姓的利益还是代表少数资本和权势的利益来考虑的时候，在我们这个有着残酷的阶级斗争历史记忆的国度内，有些人因此而噤若寒蝉或一时间变得鸦雀无声，也是可以理解的。

    问题是政府此次的表态却显得异乎寻常的坚定而明确，况且，在涉及到是否继续坚持产权改革的问题上，政府的明确立场事实上同90%以上网民的情绪化反应形成鲜明的比照。这除了说明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改革实践后，政府对于自己的行为方式、改革目标、改革步骤以及它们同民族国家和普罗大众的关系性质心中有底之外，再无别的解释。人们毕竟不能否认，在某些历史场景下，尽管公众的态度构成历史持续进步的动力，但是人们也很容易为眼前的得失蒙蔽了视野，以至于不能在长远的利益和短期利益之间做出理性的选择。

    在这种情况下，对立的双方似乎都不愿意将自己的理论上的立场和观点绝对化，而是各自根据形势的需要和压力作了适度的调整。需要说明的是，这种调整事实上只是观点的调整，但是，它们同理论的自洽性无关，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于是对于相关理论逻辑统一性的背叛。原因在于，这种加注式的说明，实乃出于现实的压力而非理论在逻辑上的自然延伸。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这样的情形：一方面，先前一度信誓旦旦，坚持认为不仅管理层持股计划必须停止，甚至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也必须叫停的人士，此时却表白说，自己从来就不曾反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另一方面，主张产权改革的人士也一再说明，他们并不反对产权改革应当以公平的方式进行，更不赞同其间的国有资产流失。

    于是，整个过程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争论的双方顿时失去了争执的焦点，以至于论战有失去对手之嫌。而先前跃跃欲试希图挥戈问斩的各色人等，到了这个时候忽而如同泄了气的皮球，纷纷偃旗息鼓。论战本身则是虎头蛇尾，有始无终。夜半读来，看到某些戏称“赶了晚集”的人士发出晚也来哉的感叹时，不禁哑然失笑。

    问　题

　　自然，生活仍在继续，革新也未停止，并且大有越来越深入的态势。可是令人惋惜的是，眼看一度甚嚣尘上的智力争斗无果而终，并未给人们带来认识上应有的提升和知识的进步，不能说不是一种遗憾。

    可以断言的是，争论之中辍并非因为争论出了是非曲直，双方之间的口诛笔伐某种程度上还只是集中在“应当”或“不应当”的伦理衡量和价值争执上，对于彼此作为依据的理论框架的批评，还很少展开。争论的中断一定程度上是出于一种实践上的考虑或者形势的需要。但是在我看来，其中更重要的则是参与争论的双方人士中，鲜有能够提出具有足够包容性的理论来解释国有产权改革过程及其复杂的现实。论战双方补缀式的表白并未内在的包含于各自的推理逻辑中。这种补缀尽管能够平衡论者的立场使之不至于走入极端，但是却无法掩饰理论层面的跛脚。相反，它是为了使本已偏颇的理论在逻辑上的结论不至于引致过于极端的结论而采取的外在平衡措施。这种情况十分真实的说明了，在涉及到解释具有史诗式的制度转型过程时，在涉及到解释该过程之中心环节之一的国有企业改革或国有产权改革的时候，论战双方所持的理论和方法论视野，还显得十分贫乏和单薄。

    但是，我们需要这样的具有足够包容性的理论和方法论。这不仅是为了澄清和认识改革的本质和规律性，而且也是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实践上的目的，那就是说服同处于这个转型过程的网民和公众，甚至于是为了说服那些在此过程中由于个人和家庭的特定遭遇而被边缘化的人群。显而易见，2004年的论战并未达到这个目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在网民参与讨论的水平和认识境界的停滞不前上。无论如何，对于知识分子也好，对于社会公众或者网民也好，立场的改变或者调整虽然首先取决于个人的利益，但是，在一个构成人们生活的共同体内，它与人们认识上的发展和水平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关于这个问题的网络言论和舆论现状说明，推进人们对于改革的认识水平同改革和发展本身至少同样重要。很清楚，公众的共识和对于改革本质和趋势的认识水平，在某种程度上构成改革和发展进程得以持续健康进行的重要的基础，是民族国家在面临改革和发展的总体任务时维护社会团结的心理纽带。在民意日益成为衡量政策制定和执行重要尺度的今天，这一点尤其需要引起注意，并且理应成为执政者社会工程的重要一环。从这个角度说，2004年我着实为一度保持沉默的理论家们捏了一把汗。与此同时，人们决不能怨天尤人，埋怨社会环境如何如何不利于企业家的生存。因为这种同样属于情绪化的责难充其量表明了自身的无能，表明了我们的理论在面对复杂现实的时候是怎样的缺乏解释力。转型的过程自有其阶段性的特征，在不同的阶段上不可能同时给与所有人带来福祉。如果理论有足够的说服力和劝诱力，它至少可以帮助人们理解现实，并且为人们带来希望，因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人们的疑虑。

    基于如上种种考虑，引出了本文对于国有产权改革的纲要式的思考。

    疑　难 

　　国有企业或者国有产权改革是民族国家旨在发展的制度转型过程中的一个中心任务或者中心环节。在计划经济时代，国有企业构成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生产单元或者单位，而在预期的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中，转型后的企业将会成为能够独立针对市场做出反应的法人实体。由于转型前后所处于的这种中心地位，关于国有企业或者国有产权的改革便自然而然成为整个制度转型过程的核心问题之一。

    国有企业或国有产权改革所处的这种重要地位同样也使得有关其是否及如何实现转型发展的理论在整个民族国家转型发展的理论中处于一个十分重要的地位。从一定程度上说，关于国有企业是否以及如何实现转型发展的理论探讨所遇到的难题，同前计划经济国家是否以及如何实现转型发展的理论探讨所遇到的难题相比，不会更少。另一方面，这两者之间的联系是如此生命攸关，以至于在谈论民族国家转型发展的目标、方式和过程，在谈论这一过程的战略和策略安排的时候，几乎不可能将这两者截然分开来考虑。这里必然涉及到民族国家的战略选择或者价值选择问题。民族国家究竟是试图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和制度的重新安排不断提高自身的竞争力，以便在追赶发达国家的同时使其人民过上越来越富裕和文明的生活呢，还是小富即安甚至于安于现状呢？倘若是前者，那么，民族国家的选择就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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