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混淆视听，甚至于徒然为原教旨意义上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在当代转型国家生活中的消极作用加装了一件本不属于它的漂亮外衣，并且使它容易逃过真正的理论清算。至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过程的内在逻辑以及如何解释过程中间这样那样的消极现象，原本就是需要与之相称的宏大理论予以解释的，并且是可以得到合理的和理性的解释的。

    这种情况充分说明了反方某些人士立场的偏执及视野的狭隘，在某种程度上也许还要加上不诚实的学术态度和政治投机。对于二十多年来我国的改革实践来说，一个基于国外数百年来成功实践基础上的理想型的市场经济制度模式，是存在的，不论它是以何种方式或何种形态存在。至于由计划经济制度的此岸如何过渡到这个理想型的彼岸，且不说整个转型过程的因时因地和实践导向的做法必然会导致对于所谓理想型的认识的进步和方案调整，而且中国道路的整个过程与自由主义经济学及“华盛顿共识”所开具的转型药方，恰恰是截然相反的。这种根本区别不仅突现了中国道路的独创性，而且从根本上构成了我们消解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作为当今世界人类认识谬误之集大成者的历史的和实践的基础。

    事实是，在我国二十多年来的改革实践中，无论是自由主义的经济学理论还是所谓倾向于保守的左派理论，都不曾在其中起过决定性的作用，甚至于也从未作为独一无二的理论决定着政策制定的走向。某些人士，比方说张五常等等，起初也许希望能够做到这样，但是后来充其量也只不过是改革政策确定过程中的参照系之一。这同俄罗斯发生的情况，恰成鲜明的对比。明确这一历史事实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只有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才能认清二十多年来中国的改革走向同俄罗斯的改革走向，中国的政策取向和俄罗斯的政策取向，以及这种不同取向背后所依据的那些理论或者指导思想的不同。只有在这种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关于国有产权改革的是非争论才能找对对手和方向。在此情形下，人们才能明确，关于产权改革所发生的理论争执真正富于生产性和创新性的领域，究竟在什么地方。

    立 场 

　　人们对于如下的看法大概不会有疑问，那就是，产权理论或者产权改革理论的基础性原理需要相关的经济学理论框架才能得到说明，同时，这些不同的经济学理论本身也只有在置于更为一般性的社会理论或哲学视野中才能得到清晰的阐释。

    这种情况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人类行为和社会过程在目标和过程、筹划和现实、预期结果和当下举措之间客观存在的关联和链接。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只有在充分考虑到这些相互关系的基础上，才能够对于当下行为和社会现象的本质给与恰当的定位和描述。在所有这些不同的相互关系领域中，人类社会所特有的目标导向及由此展开的社会实践过程之间的相互关系处于根本性的地位。目标本身是人类社会目的性的表现，因而是在诸多可能的社会选择之中所做出的特定选择，因而是某种价值选择。由这种价值选择所决定的，则是社会和制度变动整个过程的方向性或导向性。因此，当民族国家选择了提高自身的国家竞争力并融入整个世界竞争体系时，它首先面对的是需要提高民族国家的人民和企业的竞争力，而要做到这些，它首先就必须改变以往主导社会生活领域的那些压抑个性和竞争力的意识形态教条，并由此依靠一系列的政策性安排完成相应的制度调整。人们只要稍稍回顾一下改革初期的情形就可以明了，甚至于在将提高国家、企业和个人的竞争力作为中国社会生活的主导原则这个问题上，也是经历了相当一段时间的波浪起伏之后，才逐步成为社会现实并且成为民族国家人民不得不依循的生活原则的。然而，一旦这一原则成为主导社会生活的原则和方向，由一系列的政策性安排所引发的复杂的社会现实、个人同社会生活新的原则之间的同样复杂的相互作用，便史无前例的展开了。

    从根本上说，民族国家在二十多年前通过一系列的历史事件而逐步形成和完成的这种战略性选择或者说价值的重新定位决定了社会制度、企业制度和个人生活态度变革和转型的方向性，决定了这些方方面面的后来走向。这一战略选择从一开始就是从民族国家整体利益和长久发展的角度提出来的，因此，这种战略选择一旦冲破重重阻力最终成为我国社会生活的主导原则，它就会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尝试着使其制度化，并且在制度化的同时带来经济的增长和社会进步。从根本上讲，国有企业制度从一开始的放权让利等等初级形态一直到承包制、租赁制、公司制乃至于产权改革甚至于国退民进，都是在同一原则的基础上，依据不同时期的不同形势需要和发展要求，所展开的企业制度改革的不同形式。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以根据此时此地或者彼时彼地的形势来判断改革进程和幅度的合理性，人们也可以引用次一级的原则（比如说，基本的社会道德、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财富积累的正当性等等）来评价相应的改革政策，然而人们却不可以对于这种旨在民族国家总体发展的培育竞争力的方向和原则提出指责。

    进一步讲，这种旨在民族国家总体进步和发展的战略选择和制度安排从一开始就超越了个别阶级和阶层的特殊利益并且随着实践上的成功而日益成为行动的自觉。对于我国来说，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历史性变化。从而，为了在改革实际进程中判断特定政策安排的正当性与合理性，人们只有站在民族国家的立场上才有可能做出恰当的、正确的判断。人们当然可以站在个别的和特定的人群、阶级或阶层的立场，也当然可以站在被边缘化了的弱势群体的立场来看问题，但是须明白，这些立场和道德诉求决不可以等同于民族国家的立场。与此同时，人们还必须明白，承认新的社会生活原则就意味着承认制度革新和重新制度化的必要性，在此情形下，许多事情必然都会发生。因此，人们对于形势的判断更大程度上应当是策略性的和综合性的。在这两种情况下，人们都不应当怀疑新的社会生活原则和民族国家的总体利益最大化，除非他们愿意回到过去那种僵硬的和排斥竞争的计划经济社会中去。

    必然性

　　从根本上讲，国有产权改革的方向性是由我国社会生活原则的战略性改变所决定的，这个原则实际上就是为了不断适应竞争性的世界和国内日益成长的竞争性市场的要求，对于国有企业的产权和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在我国，这种调整从来就没有采取毕其功于一役的方式展开，而是充分考虑到了这种调整所面对的内部的和外部的环境、历史积累的沉重负担和转型的社会承受力、市场的成熟程度和对于国有企业的现实挑战、产权交易以及买方市场发育程度等等一系列的关联因素。所有这些复杂的关联因素实际上都有其现实的必然性，而这些由一系列的因果关联所导致的过程的必然走向无例外的都深刻的源于那个基本的原因，那就是旨在发展的竞争性原则的社会化。

    原教旨意义上的自由主义经济学从来就没有考虑到这种复杂的社会现实和改革过程的系统性。标准的自由主义经济学产权理论除了一再重复私有产权能够使得资源配置的效益和效率最大化这样些抽象道理之外，完全不能深入到实际生活中去。对于他们来说，也许最惬意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将国有产权私有化这套理念化为政治力量空降到中国社会的现实生活中，而不论这种现实生活中层层叠叠的制约性因素同那种抽象模型所假定的纯粹状态相比相去何其遥远。可是，在俄罗斯他们确实就是这么做的。庆幸的是，这种简单且粗糙的原教旨主义经济学原理在中国从来就没有占据上风以至于影响到经济生活的本质。因此，当2004年国有产权改革论战中的反方将某些现象归结为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时，他们实在是找错了对手。不仅如此，反方中的某些人士所恪守的正统教义使其不能明辨民族国家发展的总体性和总的走向，狭隘的立场又令其不能给与现实以合理性的解释且受制于愤懑的情绪。

    实际上，由那种旨在发展的竞争性原则的社会化所引起的一系列因果反应和复杂现象有其必然性。转型国家的历史实践证明，对于这些必然性和因果关系不能漠视。无视这些必然性的关联必然会导致改革过程陷于无序状态并且会导致偏离发展的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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