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发动之日起便走向了一条不归路，亦即走上了一条同现存的世界体系相互融合并且在相互融合的同时参与竞争的不归之路。

    从根本上来说，民族国家的这种战略选择是经历了三十多年计划经济长期实践之后的历史选择，因此它不仅是民族国家旨在发展的新的尝试，同时也是民族国家人民的集体选择和民心所向。当人们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对于“四人帮”群起而攻之，对于邓小平的治理整顿和随后的改革开放集体支持的时候，他们正是在作这种选择。然而人们必须始终记住，正是这种历史性的抉择从根本上影响、调整和安排着二十多年来民族国家整体生活和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决定着我们的悲欢离合和情绪的上下起落。这意味着，无论如何，人们都应当为这种集体选择承担责任和后果。回想二十多年前改革刚刚起步的时候，不论是民族国家作为一个生活的共同体，还是千千万万的男男女女，都是从相同的历史起点出发而走向改革征程的。这个起点就是一个有着自我同一性和统一性原理的、经过三十多年的计划经济实践所结构化了的社会整体和制度。然而，在这个结构化了的和具有刚性特征的制度起点和改革致力于达到的预期的合理化制度模式之间，存在着一个复杂的新与旧、理论与实践、理想模式和制度现实、社会与个人、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相互作用的巨大历史过程，因而同样是导致成功与失落、欢乐与悲伤、中心化和被边缘化交替出现的史无前例的历史过程。

    恰恰是这种过程的复杂性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国有企业或者国有产权改革必然会遭遇到一系列史无前例的疑难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对于民族国家和个人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态度提出了挑战，也对于如何解释这些疑难的理论尝试提出了挑战。显然，2004年所掀起的相关争论所涉及的那些主要疑难，比如说国有资产流失问题、效率和公平问题、少数人利用管理层持股计划化公为私等等，只不过是这个复杂历史过程的中间形态或者中间状态。当人们试图对于这个历史的展开了的国有企业制度转型过程以及其间所发生的这样那样的现象进行评价和解释的时候，甚至于当人们从一己私利的立场对于某些现象提出抱怨的时候，确立这种过程论的方法论眼光不仅是非常重要的，同时也是对于历史负责任的表现。

    在我看来，人们只有从这种过程论的方法论视野出发，才有可能在必然性倾向和道德诉求之间做出区分，才有可能在制度和法律的暂时缺失与本质错误之间做出区分，才有可能对于效率和公平的平衡或失衡状态做出正确估计，在整体受益和对于边缘化群体的道义保护之间做出正确的政策和制度安排。如此等等。

    相形之下，2004年关于国有产权改革方向论战中的反方，更多的是从弱势群体的利益出发行事的，因此，他们既没有弄清某些现象的必然性根源，也不是像他们其中某些人所表白的那样，是从民族国家整体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的。从某种程度上说，反方的论证更多的可以被归诸于道德诉求。这种诉求的合理性显而易见，它可以提醒人们注意以便尽量避免某些事态的过度发展。但是，当他们从单纯的基于部分人群的利益的道德诉求出发进而否定整个国有企业或国有产权改革的总体方向时，却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这种错误的根源并不在于其立场，立场本无对错之分而只有合理与否之分。在经历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导致民不聊生的时代教训之后，人们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同时也必须对于那些指望煽动一部分人搞臭另一部分人的恶劣动机保持警惕。准确的说，反方错误的根本在于错把仅仅代表部分人利益的立场当作评判民族国家总体改革进程的认识上的前提了。

    与此同时，论战中的正方似乎是处于一种不得已的尴尬局面。这从一开始遭遇到来自于郎氏的文字挑战和网民一窝蜂的指责时所出现的暂时的“集体沉默”就可以得到证明。论战和讨论一度被引向良知问题的道德是非，充分的说明了网民和公众的情绪化反应已经将争论的走向牵至一个你不得不表明立场的非理性领域。然而一旦受制于这种情绪化的反应，必然会导致不得不否定国有产权改革的两难境地。可是为了表明良知尚存，你又不得不对明显的国有资产流失和一些人合谋侵吞国有资产的行为表明态度。因为这种明显违背基本道德的行为只会受到社会舆论的吐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发现，倒是较少理论背景的政府智囊人士显得更加得心应手。他们可以在声称改革必须继续但同时必须通过规范改革减少流失的同时，对于流失现象表达同样的愤怒，因而甚至于会受到来自于反方的赞赏。而对于大多数有着深厚理论背景的产权改革支持者来说，情况就不那么幸运了。明显的，这种超出其理论解释范围和突如其来的情绪化社会反应令其甚为烦躁而不安。确实，对于这种情绪化反应如果处置不当，完全有可能导致改革过程的倒退。但是，产权改革论者的主张者们，尤其是对于那些以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作为背景的产权改革论者来说，他们在这场论战中确实被逼进了一条十分尴尬的死胡同。一方面，对于因反方而挑起来的绝大多数网民的情绪明显表现得反应迟钝和顾虑重重，这使得正方的理论家们被网民众口一词指斥为站在了资本和权势者的立场。而在我看来，网民的看法多半出自于非此即彼的非理性情绪。事实上，产权改革论者们的迟疑不决，更多的是出于其理论的逻辑而非立场。比如说，这其中的不少学者们，多少年来就一直在大声疾呼，反对权贵式的资本主义。但是，导致这种反应迟钝甚至于同样因为情绪化的原因将矛头直指社会不良环境的深刻原因是，由于以自由主义经济学为基础的那些产权改革论者的理论不能解释产权改革过程的复杂性和某些现象出现的必然性，因此在不自觉和不情愿中被归结为在立场和良心上出了问题。从这一点来讲，他们又是颇为冤枉的。

    事　实

    为了理清2004年产权改革论战的理论渊源并为我们的认识进步提供明确的路径，准确界定这场论战的真实背景是十分重要的。原因是，论战中间某些人士的说法出于有意或无意的原因，往往混淆了理论与实践、现实与历史、事实与幻象之间的区别，使得理论的争论与现实实践往往被混为一谈。这种情况不仅误导了公众的视线，而且容易导致不明真相的人们随意将改革过程客观发生的某些现象以及导致这些现象的根源贴上某些标签，并且将这些标签作为集中攻击的靶子。除此之外，这种将事实与幻象不加区分或者根本未能意识到这种区分的做法又容易导致失去争执的理论焦点，导致论战的非逻辑性，导致意气用事和人身攻击，因而无助于在该领域内的知识进步。

    事实是，二十多年来中国的国有企业或者国有产权改革，迄今为止一直是在实践中摸索，在实验中铺开，在局部的成功和成熟之后逐步推及全局的，也是在这样一个渐进式的过程中由盲目走向逐步自觉的。倘若说在此过程中存在着明显的逻辑的话，那么，这种逻辑充其量也只是事情或实践本身的逻辑力量在无形中推动着改革的主导者和参与者。因为直到目前，反映和全面描述中国道路内在逻辑及其合理性的理论表达还只是散见于文献的探讨之中，它还缺少一种成熟理论应当具备的方法论基础和体系性，因而还不是一种成熟的理论形态。显而易见，一旦明确了这种真实背景，论战中某些反方人士动辄便将产权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某些消极现象归诸于自由主义经济学和意识形态的作用，便失去了事实的依据。

    这当然不是为了替自由主义经济学说或者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开脱责任。恰恰相反，由于中国式的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产权改革在总体上和整体上同依循自由主义经济学推行激进私有化政策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俄罗斯以及东欧诸国相比，具有公认的实践上的积极成效，因此，将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贴上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标签，不仅与事实不符，而且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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