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当然是变动着的文化。但中国之为中国，中国文化之为中国文化，一定有自己内在性的东西，有主导性与主体性的常道。这是不可动摇的。因此，我反对所谓“双语教学”的提法，甚至有的大学提倡“全英语教学”，那是应当禁止的，是违法的，是殖民地心态的体现。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国民，有接触本国经典的义务。一个西方人，不管从事什么行业，在他经受的家庭、社会、学校教育中，起码诵读过、学习过荷马史诗，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等希腊哲学，西塞罗等罗马政论，莎士比亚的文学作品等。这都是视为当然的，是他们的人文修养的基本功。一个中国人，也应当掌握好母语，具有中国文化的常识。可是今天在中国，如果我们让青少年读一点有关孔子、孟子、老子、庄子的书，会被认为是旧守复古、大逆不道。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我认为作为一个中国人，要了解的最基本的经典是《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还有：《老子》、《庄子》、《六祖坛经》、《史记》、《汉书》、《诗经》、《楚辞》等。
三、国学与和谐社会的建构
    近十多年来，我常常到我国台湾地区和韩国、日本去出席会议或讲学。总的感受是，那些地区或国家的民间社会的空间比较大，生活中，传统文化、礼俗的传承比我们好。今天，我国大陆地区的民间生活更加多元化了。企业、媒体、社群、宗教团体中需要而且也可以提供更多的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包括本土文化资源。我们建设今天的文明，需要更多借鉴古代的文明。国学的再发现，并不是复古，更重要的是，其中的价值观念能更多地渗透到现代人的意识之中。国学之一的儒家思想与制度也可以参与当代的制度安排与秩序设计中，例如“礼”之中就有不少，可以转化。儒家思想可以与现代政治自由主义、生态环保主义、女性主义对话。比方说，我们实行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必须兼顾公平与效率，有关公平与社会公正，正是儒家的强项。又比方说，年轻人讲自由，其实，不管是政治的、哲学的、道德的、美学或艺术的等层面的自由，伯林讲的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在儒释道各家的论说中都十分丰富，值得发掘。现代的政治法律制度，不可能不建立在德性伦理之上。我们的家庭伦理、社群伦理、工作伦理、企业伦理的建设，都可以在国学中找到资源。在生态伦理、文明对话、国家间与族群间的交往伦理方面，国学资源都大有可为。我们有责任做创造性转化的工作。就自由主义者必须具有的独立的批评能力和精神，必须具有的道德勇气、担当精神而言，就自由、理性、正义、友爱、宽容、人格独立与尊严等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而言；就民主政治所需要的公共空间、道德社群而言；就消极自由层面的分权、制衡、监督机制和积极自由层面的道德主体性而言；儒家和传统诸家都有可供转化和沟通的丰富的精神资源。儒家的道德主体为政法主体预定了位子。德国特里尔大学的文学院长、汉学家波尔教授（他的中国名字叫卜松山）曾经在北京与特里尔多次郑重地对我说过：“你们中国有很好的道德资源，特别是儒家文化中有很多很好的做人的道理，可惜你们放弃了，没有用这些本土的文化资源教育后代，这非常遗憾！”这值得我们警醒。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基本的伦理共识，那是非常危险、非常可怕的。再严密的法律，代替不了社会的伦理道德；进一步说，健康的现代化的法治社会恰恰是建立在民众的底线伦理、民众的伦理共识的文化土壤之上的。今天我们所说的和谐社会，指的是现代化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市民社会。提倡和谐社会，针对的是现实上的不和谐、不协调。各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不免会出现发展中的不平衡，地区、行业、城乡、贫富的差异。出现不平衡与差异是十分正常的。但一定要有一种自觉，即不断地克服或调整不平衡或太过悬殊的差异。中国传统社会充满着斗争与紧张，正因为如此，传统社会的知识人与民众期盼和谐，留下了大量的“和谐”思想资源，可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的重要助缘。在人与天的关系上，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天、地、人、物、我，不是各自独立、相互对峙的系统，彼此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它们同处于一个充满生机的气场或生命洪流之中。中国传统智慧主张人与自然万物，与草木、鸟兽、瓦石、山水，是密不可分的整体。古代的《月令》，特别重视人对动物、植物、山川、陂池的保护，涉及季节与人之养生、渔猎、伐木、农事的关系。中国的人文精神不与自然相对立，它讲求的是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人与天地万物一体”的古代的观念、信仰，对于今天我们的科学的、全面的、可持续的发展观，仍有启发性。在“己”与“人”的关系上，孔子主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成就自己是在成就别人的共生关系中实现的。成就自己，同时必须尊重别人；不尊重别人，也不能成就自己。在人与内在自我的关系上，中国传统哲学家认为个体生存的意义世界，与个体人身心的涵养有很大的关系，可以帮助人心理上处于健康状态。道家、佛教主张身心神形的合一与超越，由此而建立起特有的修养论、工夫论、境界论。中国古典的和谐智慧并不是否定对立、抹杀差异、矛盾的智慧。所谓“和而不同”，和不是同，也不是不同，是多样的统一。马克思深刻指出，差异、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没有差异、矛盾，就没有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的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因此，否认矛盾、害怕矛盾的态度是不可取的；但是，放任矛盾甚至扩大矛盾，同样是错误的，危险的。孔子治国安民的主张是“庶、富、教”，庶而后富，富而后教，肯定民生，强调藏富于民，把维护老百姓的生存权与受教育权看作是为政之本。孔子注意到分配正义、社会公正问题，反对贫富过于悬殊，指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孟子主张保障老百姓的“恒产”，指出良好的政治一定是使老百姓有产业有收入、满足生活的基本需要的政治。儒家还关注养老、救济弱者、赈灾与社会保障的制度设计及其落实，强调整个社会应关注鳏、寡、孤、独等弱势群体。《礼记"礼运》更是假托孔子之口，描绘了“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理想。防止公共权力的滥用是珍惜民力、保护民生的重要内容。孔子说：“政者，正也”，“居敬以行简，以临其民”，“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反对以傲慢的态度对待人民，滥用权力，任意扰民，践踏民意，不顾民生。他提出以“敬”的态度谨慎地使用公共权力的问题，以安民济众、百姓平安为根本目的。孔子讲“行己有耻”。国学中有大量的荣辱观、廉耻观的思想传统与整饬吏治的办法，包括监察制等，对于我们的廉政建设和树立社会主义的荣辱观仍有借鉴意义。重视和发掘中国传统智慧中的和谐思想的资源，决非要鼓吹全面复古，全盘照搬古代文化的整套东西，更不是试图以中国固有的传统去对抗、抵制现代的文化。我们提倡以批判继承的态度、多元开放的心态，对传统智慧的和谐思想资源进行创造性的转化。现代化在东亚各国的发展，不仅是受到西方刺激之后的反应，而且更为主要是自身内在的要求，有自身发展的逻辑。儒学思想史上，中、韩、日三国的经世思潮的发展，即是内在调适的一种表现。这实际上为东亚的现代化做了铺垫。明清以来中国商业的发展，与商人的价值理念有关。实际上，例如徽商、晋商等等的商业行为中，都有儒家价值、儒家伦理的渗透与融摄。近世以来，东亚三国迎接西方的挑战，内在思想的资源仍然是儒学。睁眼看世界并鼓动学习西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