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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历史叙事不只是对于曾经发生了的事件的再现，还饱含着叙事主体的评述立场，这就使作为文本的历史叙事，总具有着或隐或显的主观倾向性。司马迁的《史记·孝景本纪》是一个很典型的个案，从对《孝景本纪》与班固《汉书·景帝纪》及其他相关典籍的比较中可以看出，在司马迁冷峻的笔法后面，隐藏着严肃的对于汉景帝事功的道德评判。这种道德评判倾向，有其产生的深层原因，概而言之，与时代精神和作者为史之动机密切相关。

关键词：历史叙事：司马迁：孝景帝：道德评判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033(2010)01-0014-04

人们通常不能直接地接触作为“实在的历史”，而只能透过作为“记载的历史”去间接地触及它。历史从其被记录的那一刻起，就并非是对“发生了什么”的简单再现。英国历史学家F.H.布莱德雷指出：“历史显然包括这两种成分：一方面是在时间中的各种事件；另一方面是在人们心灵中的回忆。”在历史文本中，这两方面是有效地又必然地联结在一起的。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任何诉诸文本形态的历史，都不可避免地要具有当代性。历史的当代性“不是某一类历史的特征（如同经验性范围所持之有理的），而是一切历史的内在特征。按照这种观点，不难得出以下结论：历史不是一大堆杂乱、无序的材料汇编，而表现为一种思想活动。历史家的职责，并不只是去把杂乱、无序的材料变得有序，把不连贯的故事变得条理清晰起来，他更要做的，是把这类材料放到它们应放的位置，借助于叙事的种种技巧（有时这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把它们看作历史知识在时代精神所限定的范围内的一种辅助，并或显或隐地告诉读者，其思虑何在，其理由何在。

所以司马迁在谈到其著史时说：“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由此可见，其创作《史记》是有鲜明的动机和目的的，是一种自觉的意识和独立的精神在史学传统和时代精神下的弘扬。

《史记·孝景本纪》即以冷峻的叙事笔调体现着这种倾向。

一、《史记·孝景本纪>之编年分析

十二本纪中，《孝景本纪》的写法比较特殊。全文仅1600余字，为本纪中篇幅最短者，与其它诸本纪言、事并重且对重大历史事件记载甚详的特点不同，《孝景本纪》采用编年之法，虽如“七国之乱”之类重大的事件，记载亦极为简略。因其全篇充斥着一些关于天象异变、自然灾异的叙述，以致历来不乏有人疑其为伪，同时也有学者对其进行反驳。当今，比较保守而又通行的说法是：今本《孝景本纪>是在司马迁原作的基础上的一个删节本，大体亦保存了原作的风貌和思想倾向。为研究方便，本文以编年的形式对其作以简要摘录：

1、孝景皇帝者，孝文之中子也。孝景元年，匈奴入代，与约和亲。

2、二年八月，彗星出东北。秋，衡山雨雹，大者五寸，深者二尺。荧惑逆行，守北辰。月出北辰间。岁星逆行天庭中。

3、三年正月长星出西方。天火燔雒阳东宫大殿城室。吴、楚等七国叛乱，发兵西乡。天子为诛晁错，遣袁盎谕告，不止，遂西围梁。上乃遣大将军窦婴、太尉周亚夫将兵诛之。

4、四年九月，更以（弋）（易)阳为阳陵。

5、五年三月，作阳陵、渭桥。五月，募徙阳陵，予钱二十万。江都大暴风从西方来，坏城十二丈。

6、六年，梁、楚二王皆薨。九月，伐驰道树，殖兰池。

7、七年冬，废栗太子为临江王。十（二）（一）月晦，日有食之。春，免徒隶作阳陵者。丁巳，立胶东王为太子，名彻。

8、中元年，地动。衡山、原都雨雹，大者尺八寸。

9、中二年二月，匈奴入燕，遂不和亲。三月，召临江王来。即死中尉府中。九月甲戌，日食。

10、中三年三月，彗星出西北。丞相周亚夫（死）（免]，以御史大夫桃侯刘舍为丞相。四月，地动。九月戊戌晦，日食。

11、中四年三月，置德阳宫。大蝗。秋，赦徒作阳陵者。

12、中五年秋，地动。

13、中六年三月，雨雹。四月，梁孝王、城阳共王、汝南王皆薨。七月辛亥，日食。八月，匈奴入上郡。

14、后元年，五月丙戌，地动，其蚤食时复动。上庸地动二十二日，坏城垣。七月乙巳，日食。丞相刘舍免。

15、后二年正月，地一日三动。为岁不登，禁天下食不造岁。三月，匈奴入餍门。十月，租长陵田。大旱。衡山国、河东、云中郡民疫。

16、后三年十月，日月皆（食）赤五日。十二月晦，雷。日如紫。五星逆行守太微。月贯天廷中。正月甲寅，皇太子冠。甲子，孝景皇帝崩。置阳陵。

上文的摘录，并非对一系列事件的简单胪列。笔者在此所要尝试的是，从这些平淡而又客观的叙事中寻绎出某种道理和意义。笔者发现，作者笔下，每次紧随灾异的叙事，便是人间的纷乱。这样的叙写，显然隐含了对天人关系的某种思索。司马迁是曾经向董仲舒问过学的，但今人并不能据此就判定，司马迁接受了董生“天人感应”的学说。相反，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并不是借天象来预示或支配人事的吉凶、灾祥，而是通过对兴衰成败的探讨，来揭示人事的可为，这里面有顺应自然的倾向，也有对天道不公的质问。因此导致的接受情况是，本篇传记的叙事态度，令那些只热心于故事讲述的读者不无失望。

纵观孝景十六年，除却元年、四年、六年无灾恙外，其余十三年，要么地震、水旱、火灾、蝗虫、瘟疫等自然灾害发生，要么兵戈大起，天下咸无安宁。处在这样的“治世”下，是不能不倍感沮丧的。

二、与《汉书·景帝纪》之比较

在后代史家心中，作为与文帝并称的明君，景帝是“文景之治”的主要主持者和参与者。然而，司马迁为景帝所作的传纪却如此简略，所展示的并非海清河晏的太平景象，而是种种灾异带来的阴沉局面。很难想象所谓的“治世”，竟会是如此的滑稽。更难想象，一代明君的德行与事功，竟是如此的庸常。

然而，在班固的《汉书·景帝纪>中，读者又似乎看到了另一景帝的形象。景帝二年十月，下了一个诏书，其内容概表彰其父孝文的功德，当时丞相吕嘉上奏说：“陛下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盛德，皆臣嘉等愚所不及也。”（《汉书·景帝纪》）又二年（相当于《史记》“后二年”）四月，景帝针对当时天下趋利而逐末，农业生产遭到破坏的现实状况，下诏说：“雕文刻镂，伤农事者也；锦绣纂组，害女红者也。农事伤则饥之本也，女红害则寒之原也。夫饥寒并至，而能亡为非者寡矣。朕亲耕，后亲桑，以奉宗庙粢盛、祭服，为天下先；不受献，减太官，省徭赋，欲天下务农蚕，素有畜积，以备灾害。强毋攘弱，众毋暴寡；老耆以寿终，幼孤得遂长。今，岁或不登，民食颇寡，其咎安在？或诈伪为吏，吏以货赂为市，渔夺百姓，侵牟万民。县丞，长吏也，奸法与盗盗，甚无谓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职；不事官职、耗乱者，丞相以闻，请其罪。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汉书·景帝纪》）又三年（后三年）春正月，诏日：“农，天下之本也。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以为用，不识其终始。间岁或不登，意为末者众，农民寡也。其令郡国务劝农桑，益种树，可得衣食物。吏发民若取庸采黄金、珠玉者，坐臧为盗。二千石听者，与同罪。”（《汉书·景帝纪》）从上述记载中，读者所看到的景帝的作为，主要是重视发展农业生产，提倡重本抑末，减轻徭役赋税，使老有所安，幼有所长，可谓是一个具有远虑的仁德之君。故司马贞《索隐述赞》中云：“景帝即位，因修静默。勉人于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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