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率下以德。制度斯创，礼法可则。”并说“惜哉明君，斯功不录！”

同样是写景帝，为什么《史记》和《汉书》会有如此大的差异？为什么司马迁要掩其所长，不愿把其“闪光”的一面再现出来？为什么同样写灾异，在文帝本纪中，司马迁屡在叙述灾异后，旋即交代文帝的应对措施，而在景帝本纪中，后于与灾异叙述的，却是世间的纷争与祸乱？难道景帝对天下的灾难，这样无能为力，无动于衷？为什么有可以表现景帝“明君”形象的史料，司马迁却置之不用？他为什么要采取如此的叙事态度？

历史的叙事及其所要表达的思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史料的使用和架构。而“叙事不仅仅是一种可以用来也可以不用来再现发展过程方面的真实事件的中性推理形式，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包含具有鲜明意识形态甚至特殊政治意蕴的本体论和认识论选择。史料作为历史叙事的话语素材，在其以特定的方式展现（或缺场）中，总是或隐或显地表现出一种道德的评判。

笔者并非要为景帝鸣屈，而是要探讨司马迁如此安排、思考和写作的意图何在。还是从本篇传纪的“赞”开始讨论。“太史公日：‘汉兴，孝文施大德，天下怀安，至孝景，不复忧异姓，而晁错刻削诸侯，遂使七国俱起，合从（纵）而西乡（向），以诸侯太盛，而错为之不以渐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诸侯以弱，卒以安。安危之机，岂不以谋哉？”’（《史记·孝景本纪>）在司马迁看来，文帝施仁德，天下已大治大安，不复有异姓诸侯威胁汉室，照理，孝景在这种大好的形势下，理应把天下治理得更好，使天下更加安定。可是由于朝廷削弱诸侯，举措失当，致使吴林‘‘七国之乱”发生。司马迁表面上指责晁错，但实际上认为，动乱背后的责任，是应由景帝来承担的。

还有，在司马迁看来，景帝对大臣亦过于苛刻，缺少文帝的宽厚、仁德之举。身为两汉开国功臣周勃之子的周亚夫，颇善治军，屡立战功，在平定“七国之乱”的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这样一位有功于社稷的重臣，却“终以穷困”，饿死狱中。从周亚夫的本传中，读者可以看出，司马迁对其遭遇甚为不平，对汉景帝的刻薄寡恩隐含不满。

文帝身体力行，提倡薄葬，其遗诏说：“朕闻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奚可甚哀。当今之时，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史记·孝文本纪》）对此，司马迁予以热情洋溢的称赞，并在其传纪中不惜笔墨地全录其文，以彰其德。而景帝又是怎样做的呢？景帝五年三月，始作阳陵，同年“五月，募徙阳陵，予钱二十万。”又“七年，春，免徒隶作阳陵”，“中四年，秋，赦徒作阳陵者。”至“后三年，甲子，孝景皇帝崩。置阳陵”。r置”应为“葬” ）（《史记·孝景本纪》）景帝五年就早早地为自己预作陵墓，并多次大规模地扩建，实属劳民伤财之举。在《史记》看似平淡、客观的叙事中，隐含着作者的道德评判。

三、同一历史不同主观倾向性之原因分析

同一帝王的传纪，在先后两位杰出的史家笔下有如此大的分歧，这和两位史学家的爱憎，与其所处的时代精神和为史之动机是密切相关的。司马迁所经历的时代，乃是在大一统的文饰下，皇权专制政治大踏步前进的时期。汉武帝“阳儒阴法”，酷吏统治、专制皇权的毒害已经慢慢侵入这个社会的各个环节，而春秋时的那种王道精神、人本主张也被这大一统的专制皇权政治所掩埋。司马迁满怀深情地去肯定文帝，是因为他在这位大汉天子的身上看到了仁爱和宽厚，看到了他所仰慕的一种逐渐逝去的古代君王的遗风。而景帝，他所给予的评价便是“刻薄”，及其由这种刻薄的性格所带来的行为上的寡恩。

司马迁作史的动机和目的，从《太史公自叙》来考察，是有个前后发展的过程的。其事之始，是为了继承其父司马谈的遗志。司马谈在临终前，向司马迁讲述自己修史的动机时说：“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太史公自叙》）可见，司马谈是有感于孔子作《春秋》之后，四百余年，史书阙如，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的事迹不述而立志为史的。司马迁开始修史时，也是出于同样的动机，把修史看作是载“明圣盛德”，述“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并对上大夫壶遂说：“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经李陵之祸后，由于身陷囹圄，遭受宫刑，身体和精神都受到极大的摧残，修史的原本动机和目的便也有所调整和充实。他说：“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并在列举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孙膑、吕不韦、韩非等人发愤著书时说：“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他认为自己也是属于这种发愤著书的类型。这便使他的史作寄托着自己的身世之慨，并注入了一种强烈的怨刺情感。其修史便也多少具有作史的成份。故虽“述往事”，其目的却是“思来者”，即通过对于“天人之际”、“古今之变”的思索，来揭示人类将来之命运，以承担起史家对于人类的出路所肩负的责任和使命。所以在其对于笔下人物的摹写中，总是充实着一种强烈的人文关怀和明确是非善恶的道德评判。而景帝在司马迁的主观倾向里，便是因为道德上有缺失而受到了批判的。

然而当时代到了班氏父子时代，已经完全是“天下为汉”了。其《叙传》云：“固以为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典籍，故虽尧舜之盛，必有典谟之篇，然后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故日‘巍巍乎其有成功，焕乎其有文章也！’汉绍尧运，以建帝业，至于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纪，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太初以后，阙而不录，故探篡前记缀辑所闻，以述《汉书》，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由此可知，班固不满于司马迁将汉代“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故特以前汉为讫，称为《汉书》，以与唐虞三代之《诗》、《书》，争光竞辉。其意在于尊汉，为汉代统治者“润色鸿业”。又由于多少具有由外戚关系所维系的对刘氏政权的感情及其奉诏修史的经历，这不得不使他笔下的大汉天子，全都罩上了神圣的光环。这也就使得这两位史家在叙述同一历史时，具有了不同的主观倾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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