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事情而归到导师头上。至于传记中的梦幻、神示、神迹、神通一类的事情，则被看着是真实的。其之所以真实，乃是因为这是导师口中讲出来的话，可以与经文和前辈授记相互印证。
    有关传记中的这类“虚幻”性文字，以前学者们仅仅是将之视为传记文本的附属物或简单称之为“糟粕”，并不予以重视，甚至认为这类东西是传记中的“反历史性”的部分，因而排除在研究之外。但近10年，国际学术界对于传记中的这种虚幻文字予以相当的重视：因为首先是这类文字几乎在所有的宗教人物传记中都存在，而且在西藏，传记具有特殊的功用，即文本传规，弟子们相信这类梦幻、神示一类的文字是与老师的生平事迹合为一体不可分割的，所以在老师撰写自传过程中，弟子不但参与老师的自传的写作，而且还会依照老师曾经在上课时候所讲述的一些梦幻类的内容而自主添加。美国学者珍妮特·嘉措在这个问题上曾经有过专门的研究。(18)在她看来，传记写作中，“在实践方面，当导师将他们的传记向弟子们进行口授时，作者和读者便融为一体了。实际上写作自传文本乃是一个联合式的工程，弟子们的抄写会有规律地于导师传记中增加自己的内容。同时，他们还将增加包括其导师圆寂内容的章节。他们有时还会专门通过插入颂赞辞的方式编辑该自传，他们认为当自传被讲述时可以让自己的地位得到提高。”珍妮特·嘉措还认为：“有时表面上一部传记，其作者可以很清楚地归功于一位弟子身上，自传实际上也可以这样产生，诸如对一个比较私密的梦的描述，之所以为弟子所作，乃是因为西藏的宗教导师们常常对其弟子口述他们的个人生活。即便是在一部传记完成几个世纪之后，该传记作为传规(the subject’s demise)仍然在基于口述传统的基础上不断产生这种自我叙述的内容。还需要指出的是，在西藏自传的自我叙述结构中作者和读者之间界限的模糊化导致传记和自传之间体裁界限的模糊化。”(19)
    关于上师的传记对弟子的意义，我们前面已经进行过讨论。在西藏，只有被公认为成就很高或者被其弟子诚心敬仰的一代高僧大德才有立传的资格，巴俄大师在《释迦摩尼本生》中就说：“那些以各种善行而具有声望的人，向众生显示出各种善逝解脱的道路，甚至能使没有信仰的人产生信仰，进而高兴愉快地接受教法地教诲。”所以为上师立传就成为弟子徒众必须要完成的功业，这就是对于上师的供奉，“人若供奉上师，佛陀菩萨必佑护之”（《三摩地本续》），这是一种在藏传佛教中普遍流传和长期推崇的观念，也是其传统的史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的立论点。历史的价值是利益众生，而上师作为德行超众的人物，对于一般人就是典范，对于衷心敬仰的弟子还是重要的示范——上师生前以自己的言行引导弟子，去世后仍然通过传记继续与弟子作伴，对其身心进行引导。
    土观洛桑却吉尼玛在《章嘉国师传》中曾提到一段偈语，谓：“走上善逝解脱之道的众人，需要伟人指示前进的道路，最能显明笔直道路的向导，乃是尊胜上师的生平传记。”(20)以格鲁派传记为例，格鲁派弟子认为最好的精神向导、最完美的理想人格就是祖师宗喀巴。因此宗喀巴的传记一直是格鲁派反复进行精心编排和撰写的著作，在几个世纪中，格鲁派弟子为宗喀巴编撰的比较大型的传记据不完全统计，就接近有30部，至于在教法史著作中涉及的宗喀巴的简传则难以统计。
    清代藏族学者周加巷在撰写著名的《至尊宗喀巴大师传》时，认为为这位大师作传不仅对别人有好处，也对于自己有极大的利益，“绝对能泛起（自己）广大敬信的海潮。”所以以前诸先辈之反复为宗喀巴撰写传记，将宗喀巴的功业进行广为宣传，可以连根拔除世人心中邪知恶念，使之受到无上导师的魅力的感召。在比较以前宗喀巴的各种传记基础上，周加巷还对于藏文传记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他认为所有的传记可以作如下归类：
论文 http://www.qiqi8.cn 毕业论文
详细传记指对于导师的事迹进行细致的记录和阐述的密传（广传），如降伯嘉措、勒林、贡嘎、邓勒、尚勒仁瓦·齐麦饶杰、克纳译师等的传记。简略传记主要是对传主的那些在世俗人眼中属于真切可信的事情的记载，如克珠杰的《信仰津梁》等。作者认为，详细传记由于在内容上涉及内心的证道体验和亲见的神佛本尊等形象以及非常的授记等等，因而就属于不共通（同）的史事。而简略传记则记录传主一般的生活程式——即降生、入道、学习、成就事业、广济众生、圆寂等。这是所有的高僧大德共同经历的道路，所以属于“共通（同）”的传记。这里的分类显示了藏族史学史理论的发展，即原来的详、中、略等分类体系在经过长期实践以后，又有新的概念的叠加，即共通、不共通。按照今天的哲学概念来说，共通是一般的，不共通是特殊的，或者说共通是历史的，不共通是非历史的。
    这种归类显示了西藏传记写作的一种重要的概念，就是传记涉及的历史性事实内容与非历史性的事实（宗教体验）内容在价值判断上的一致性。
    在现当代的历史价值概念中，符合真实的文字描述被看作是可信的历史，反之则是不可相信的虚构。但在西藏的传统历史著述中，传记中的一切，只要是传主亲自做、亲自说的事情，都具有可信性。以我们前面多次提到的传记中的梦幻内容为例，在西藏的寺院教育中，老师为弟子说法时经常会讲述自己的前世、各种梦幻、自己在宗教的冥想中所见到的场景。导师常常会对于这类“幻觉体验”(version)给以非常生动、细致、形象性的描述，这种教学方式实际源自佛教古老的教学传统。据《长阿含经》等记载，佛陀为其弟子讲学时，经常会谈及自己的幻觉体验，比如他悟道时的心理感知以及禅定的四种境界（四禅定）的心理体验等。在佛教史学家看来，这些心理体验的“现观”既然是由老师亲口讲出的，自然就是切实可信的，按照这种逻辑的思路，德高望重的老师的言行从不具有欺骗性、虚伪性，所以是可信任的，既然老师所说的一切都可信任，那么出于老师之口、入于学生之耳的所有的语言概念以及包含其中的思想意识，都是在一定场合发生的“现实”，故而都是真实可信的，所以将这些言行视为历史而进行书写、记录自当是合理的和真实有效的。
    无疑，这种观念同现代的文本人类学理论有契合之处。因为文本人类学注重历史文本的原初意义，对于文本中一切文字都一视同仁，认为其文字所表达的真实与否不能以研究者的兴趣为取舍，而要充分考虑其作者当时的立场和文化背景。
    从历史哲学的意义来看，西藏宗教人物传记中所包含的写作逻辑或者说那种种思维的模式是以对导师的言论的可信性的判断为前提条件的，只要这个前提能够成立，则后面的一切都具有合理性、真实性及有效性。当然，关键的问题就是如何得知这种口述的语言在怎样的情况下属于真实可信，又在怎样的情况下即不真实也不可信？这又需要一种非逻辑学的条件才能得到保证。在佛教这里，宗教的虔诚信仰心理就是保证。一切均取决于这种虔敬之心。这里给我们留下的问题就是，佛教徒所异常相信的在虔敬心理下，导师与弟子的心灵上发生真切的交流，并且形成成果——被记载下来的文本，这种材料到底具不具备真实性和历史性？
    我们多次谈到历史的要素，主要包括时间性、空间性、主体性以及合理性。在西藏的宗教哲学（大乘佛教）中，历史的时间性属于一种扩大的时间属性，这包括静止的时间（永恒）和流动的时间（无常），也包括回溯的时间（过去）和延续的时间（现在与未来）。大乘佛教对于概念和术语有自己比较深入的看法，在其语言中，永恒（或长住）与无常是一组重要的概念，这组名词虽然是对一种时间状况的意指，但它是可以与其他概念相互替换的：论文 http://www.qiqi8.cn 毕业论文
    永恒＝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