薪水。”（112）露茜也有一次非常重要的沉默：在小说的读者认识到约翰博士就是她童年时熟悉的格雷厄姆·布列顿时，她早已经认出了。她解释她没有与格雷厄姆相认的原因表明露茜对于写作原则的认同，而写作是抑制说话和自我表现的。这与简·爱在冬日的午后独自沉迷于《英国禽鸟史》有异曲同工之妙。露茜也喜欢独处，享受安宁带来的快乐。
两位女主人公的性格与夏洛蒂·勃朗特的性格倾向非常接近。萨克雷的女儿用一个客人的话形容萨克雷在伦敦为勃朗特开的一个派对的情形，“那是他一生中所度过的最无趣的一个晚上”，“一个令人沮丧，沉默的夜晚。人人都期待的愉快的交流根本没有开始过。勃朗特小姐蜷缩在书房的沙发里，不时的与我们善良的家庭教师低语……最后，我的爸爸也难以改变这种局面，他悄悄地离开房间，离开了家，到他的俱乐部去了。”46勃朗特的沉默挫伤了一位男性权威对话语的期待。她似乎更倾向于用书写来表明自我身份的存在，而沉默又与当时的社会历史语境对妇女的要求相一致。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某些场合下的沉默也是获得读者的原谅和肯定的一个策略。当然，作者本人并不等同于叙述者，但无论怎样作者的言行对于理解作品来说还是颇有用处的。历史语境中的真实作者在西方学界中也越来越受到重视。真实作者与文学作品的联系是难以割断的，作者在“死亡”多年以后又“复活”也是历史的必然。

第四章 严肃小说与通俗小说的平衡

作者身上及作品中的矛盾是作品受到人们持续关注的主要原因，而作品的矛盾植根于历史语境中，所以我们不妨穿越时光返回维多利亚时代考察作者的生活条件。作为一个入世不深但思想丰富的女性，她对于事物有自己的看法，有个人需要表达的欲望；但维多利亚时代，又存在某些局限，时代的局限和个人在时代的影响下无法选择的思想状况和经济状况，都迫使她自觉或不自觉地体现出与一定历史环境的协调与平衡，这样，也使得作品在严肃小说与通俗小说之间获得平衡。
简·爱有句名言说“女人一般被认为是极其安静的，可是女人也和男人有一样的感觉；她们像她们的兄弟一样，需要运用她们的才能，需要有一个努力的场地；她们受到过于严峻的束缚、过于绝对的停滞，会感到痛苦正如男人感到的一样；而她们的享有较多特权的同类却说她们应该局限于做做布丁、织织袜子、弹弹钢琴、绣绣口袋，那他们也未免太心地狭窄了。（86）”还有简·爱的那句著名的妇女独立的宣言：“你以为，因为我穷、低微、不美、矮小，我就没有灵魂没有心么？你想错了！——我的灵魂跟你的一样，我的心也跟你的完全一样！要是上帝赐予我一点美和一点财富，我就要让你感到难以离开我，就像我现在难以离开你一样。我现在跟你说话，并不是通过习俗、惯例，甚至不是通过凡人的肉体，——而是我的精神在同你的精神谈话；就像两个都经过了坟墓，我们站在上帝脚跟前是平等的，——因为我们是平等的！”（205）凡此种种的言论都被女性主义者以及评论家们多次评析过，以此作为作品叛逆性的重要根据。正因为女主人公的这些言论以及作品在叙述方式上的超越与反叛，这部作品在女性主义研究的历史上地位显赫，这里不再赘述。毫无疑问，《简·爱》作为经典作品的地位已然牢牢地树立起来了，任何一位写这个历史时期的英国文学的文学史家都无法绕过的作品。因为这部小说在女性文学研究中的特殊地位，它也不断地被文学批评家阐释出新意。
作品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也受到广大读者的关注和喜爱。《简·爱》出版之后， 1847年10月16日出版的头版共印刷2500册，三个月之内便销售一空，1847年12月就出了第二版……47这些读者未必都是专业的文学研究者。那么无疑作品中融合了通俗小说的因素，使它既获得批评家的赞同，也赢得了众多读者。这样她既能表达个人的思考与欲望，也能与出版商之间协调，获得作品公开发表的权力。公开发表作品也是缓解勃朗特一家贫困生活的解决之道。众所周知，勃朗特三姐妹都试着拿出她们自己的小说，这也是她们在寻找生活道路而不可得之后的不得已也是必然的选择。
首先，写作对于勃朗特姐妹来说，是解决生存之道的不二法门。众所周知，勃朗特家庭并不富裕，父亲在英国约克郡的桑顿任教职。他的酬劳只能应付一家人贫寒的生活。勃朗特有着强烈的改变个人生活状况的动机，“她不止一次谈到没有财产的未婚女子的状况：她在经济上处于从属地位，没有事情可干，社会地位地下，毫无目的地活着。穷困、厌倦、孤独，都是她常常谈到的坏事。”48这正是她自己生活的真实状况。现实生活不容许她坐以待毙，她必须寻找自己的生活出路。夏洛蒂·勃朗特本人受到一定的教育后，于1835年到罗海德（她受教育的学校）当教师。她希望借此改善家中的状况，此外，由于弟弟勃兰威尔即将开始一个艺术家的前程，有必要补充家中的经济来源。然而，这项工作的限制太多，她的健康状况和精神状况都不堪这项重负，不得不于1838年回到家中。但是家中的经济状况是不太容易让她安处贫困的。她还当过两次家庭教师，她这两次当家庭教师的时间都不过几个月，因为她忍受不了。《简·爱》中，美丽的英格拉姆小姐滔滔不绝地对简·爱这个家庭教师倾吐的放肆的话可见家庭教师地位之一斑。家庭教师循规蹈矩的工作对于充满想象力的勃朗特姐妹来说无疑是一种折磨。
对于维多利亚时期的女人来说，除了可以自谋出路，最好的出路莫过于体面地嫁人，那是体面生活的保障。而中产阶级未婚女子总是成为婚姻市场昂贵的滞销品，考虑金钱和门第，她们不会嫁给下层男子，而同阶层未婚男子面临着经济压力，除长子外，得自谋生路，经过漫长个人奋斗获得稳定经济来源后，才娶妻生子，而这时往往年过而立。此外，他们还常在有姿色的女仆或女工中寻找妻子。49这导致两个后果：首先，一些中产阶级妇女的婚姻被耽搁，出现数量惊人的老处女，到80年代这一状况仍触目惊心。“老处女”成了这一时期文学中不可或缺的形象。“大量妇女从未结过婚，”汤普生说，“例如，在1881年，英格兰45到54岁的妇女，有12%从未结婚，在苏格兰，是19%。”50该数字没说明在中产阶级妇女中这种现象更突出，但因为下层妇女有更多机会接触男性，如在工厂里，在婚姻态度上也更灵活。其次，更多中产阶级妇女虽然结了婚，但一般晚婚。“1825年后，不识字的人比识字的人结婚更早，尤其是不识字的妇女。”不管怎样，50年代前，中产阶级家庭一般子女成堆（如奥斯丁家7个孩子，勃朗特家6个）。在这些家庭里谈得最多的是如何猎获富有的单身青年。女评论家阿姆斯壮则以不带浪漫成分的政治眼光，发现“奥斯丁所有小说的第一行都提到了钱”，并且，“她以一个深谙两性关系的作家自居，致力于揭示性契约的真相。”51阿姆斯壮有意在“性契约”与“社会契约”之间建立一种同构，揭示其交换关系。这成了每个待字闺中的女子最热烈的幻想和最伟大的事业。可这并不容易。例如，奥斯丁就终身未嫁，夏落蒂·勃朗特也迟至38岁才结婚。
这样，如果不能体面地嫁人，又没有可靠的经济保障，而自谋出路（家庭教师）又很难实现的情况下，写作可以说是一条通向自立之路的康庄大道。在妇女的这个“史诗时代”，大部分文学妇女的婚姻要么被耽搁，要么被延后，面临漫长无趣的闺房岁月，如果不想沉溺于庸俗消遣，阅读和写作就成了惟一高雅的消遣。
其次，勃朗特姐妹文学才华出众。她们的父亲是才智卓越，文学修养深厚的人，尽管他热爱自己的家庭，但性格孤僻，落落寡合，孩子们经常是弄到什么读什么，包括各种报刊，他们的智力发展得很早。从1825年直到后来的5年多时间里，勃朗特一家的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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