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爬上窗口，缩起脚，像土耳其人那样盘腿坐着，把波纹红呢窗帘完全拉拢，我就加倍隐藏起来，仿佛坐在神龛里似的。（P2）
简·爱在读书的过程中得到了她自己最大的满足。简·爱逐渐认识到快乐就在身边，就在膝盖上的《英国禽鸟史》。勃朗特通过简·爱似乎想要表明，女性获得快乐来自于抑制或者拒绝说话和运用沉默的力量。
当简·爱阅读的时候，勃朗特在读书与阅历之间作了对比，这里书是一种声音的模本，从而也代替了说话和讲故事的乐趣：
“每一张画都画出一个故事。在我这样一个理解力还不发达、感情还不健全的孩子看来，这些故事往往是很神秘的，但也总是饶有趣味的，就跟白茜有时讲的故事一样。在冬天晚上，碰上她心绪好的时候，她把熨衣桌搬到婴儿室的火炉边上来，让我们坐在周围。她熨里德太太的挑花褶边，把睡帽的边熨出褶，一边熨一边讲一些爱情和冒险的片断，来满足我们这些全神贯注、急于听故事的孩子。她这些片断都来自古老的神话和更古老的歌谣……（3）”
简·爱在书——一本“讲”故事的书中“饶有趣味”的图画和故事中忘记了她的悲伤。她从这些图画中吸取的快乐看起来似乎来自说话的记忆：它们像白茜有时讲的某些故事一样有趣。
当简·爱把阅读的文本与白茜从“古老的神话和更古老的歌谣”中提取出来的叙述联系起来的时候，她的阅读证明了文本与原始声音的关联。现代出版物源于神话和抒情歌谣，似乎只是远古叙述的抄本。她读书时所能体验到的都依赖于对童年时期女佣讲的故事的回忆，她的期待视野与文本的召唤结构刚好得到呼应。而这些故事又来源于“古老的神话”和“更古老的歌谣”，暗示现代文学可以回溯到更古老的抒情文学。 “我膝盖上放着比维克的书，那忽儿真是快活；至少有我的快活之处。我什么也不怕，就怕别人来打扰。”她从读书中找到了快乐，而这些书也许建立在其他文本的基础上。叙述声音没有出现，只有沉默的读者对沉默的读者，绕过了叙述者。
简·爱初次见到布洛克尔赫斯特先生，他称里德夫人为简·爱的恩人，简·爱此时“心里在说，‘他们都把里德太太叫做我的恩人；要真是恩人的话，那恩人就是个讨厌的东西。’（P23）”里德夫人向布洛克尔赫斯特先生介绍简·爱，说她“爱骗人”，简·爱也只能“一边思忖，一边竭力忍住一阵啜泣，赶紧把眼泪擦掉。（P24）”
离开盖茨海德之前，简·爱的行为和言辞都是颇为激烈的，愤怒的，也多为女性主义者引用，作为她“叛逆”的一个证据，以此把她看作一个不安分的小孩。可是她把胸中不平的怒火喷向里德夫人之后，她虽然得到胜利的快感，然而又似乎有些后悔，进行反省。“我默默地反省了一个钟头（P27），”“我倒愿意去求里德太太原谅（P27）。”这里她在强调她想作一个讨人喜欢的女孩，只是旁人不给她机会。她所做的一切都不是她的本意，只是“没头没脑的话”是“激动得无法控制的话”。（P26）就简·爱的本意来说，她还是想作一个大家都喜欢的小女孩，她曾经“多么小心地服从她，”“多么竭力讨好她。（P24）”童年时代的简·爱确实有暴烈的性格，但这更多的是一个被构造的“他者”形象，她渴望被承认而不可得。她拥有这种可怕的力量，却又害怕拥有。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简·爱本来也是一个文静、希望讨人喜欢的女孩，可以在没有干扰的情况下在沉默中度过没人关爱的童年。只是树欲静而风不止，环境使然。
不仅仅童年时代的简·爱是一个有沉默、内倾性格的形象，成年之后，在学会了富有成效的与人交流的过程中，她依然常常是倾听的一方，沉默的一方。“我固然谈得比较少，可是我兴致勃勃地听他（罗切斯特）谈。他的天性就是爱谈话；他喜欢向一个没有建过世面的心灵透露一点世界上的情景和风气（我不是指它的腐败情景和邪恶风气，而是指由于表现的范围广、由于具有新奇的特点才变得有趣的那一些）。”正如米歇尔所说，“男人需要女人保持沉默，目的是使她们成为男性的听众。”41
不仅仅与男性——罗切斯特的交谈中是这样，与她的表姐妹——黛安娜姐妹的谈话也是这样。“戴安娜的神情和和说话都带有一种权威性；显然，她是有意志的。我天性喜欢屈服于她那样的权威；而且喜欢在我的良心和自尊心的允许的情况下，服从积极的意志。（282）”“晚上，一开始我能谈一会儿话，可是第一阵活跃而畅快的谈话过去以后，我就愿意做在戴安娜脚边的凳子上，把头靠在她的膝头上，轮流地听着她和玛丽说话，而她们却透彻地探讨着我刚刚接触到的题目。（287） ”避免叙述者的声音公开出场是获得更多读者的更有效的方法。
“克里斯蒂娃指出，基督教文化里上帝、话语与书写构成了新的‘三位一体’（the Trinity）,而妇女只是被书写的符号或象征。她们既被视为‘莉莉芙’（lilith）或巴比伦之妓女，又被升华为圣女或圣母，但都远离女性的真实存在。在父权制象征秩序里，妇女不仅被摒弃于知识与权力之外，而且被拒斥于言词（word）‘这一唯一真实的法则之外。’42言说正是话语权威的象征。如果说简·爱的话语还在言词“这唯一真实的法则”允许的范围内的话，那么伯莎（Bertha）则是一个完全被排除在法则之外的女人。
罗切斯特戴着宗主国的有色眼镜把伯莎这个“疯女人”的形象涂上了帝国主义的殖民色彩，是处于文化中心的白种人对边缘的其它种族和文化的一种“异化”的表现。然而边缘人伯莎却逐渐向中心靠拢，试图争取平等的地位，虽然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但她确实通过自己的存在消解了权威的罗切斯特的受人尊敬的绅士的形象。他与伯莎结合不能排除经济因素，他不能获得遗产继承权，顺从了其父的安排，娶了一个可以有三万英镑嫁妆的“东方”的女人；而在其父兄去世后他又获得了他们的财产，他富有得可以不在乎伯莎的嫁妆了，可以过放荡的生活了，便把她安置（keep）在暗无天日的阁楼里。在简·爱初次参观桑菲尔德时，她意外地听见了“奇怪的笑声：清楚、呆板，而且悲伤。”（84）然而一个被囚禁多年的真正的女主人却连大笑的权力都没有，还被呵斥“太闹了”。桑菲尔德的男主人有权使这里的女人保持沉默，他也可以用自己权威的话语构造出一个疯女人，而此时此地这个女人却无法说话，无处申辩。我们无法想象，与她的看管人格莱斯（Grace Poole）在阁楼上共度的十年或二十年时光对伯莎的精神健康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我们不知她的感受，她的思想，她的状况。她低吼出的毫无意义的词句，毫无可辨别的人类的气息，只有动物的喧闹和暴力行为。在小说的世界中，我们没有更多的关于伯莎的信息；作为怪异的一类，她只存在于与知情人的关系中：罗切斯特无法掩盖的过去和简·爱的无意识的现在。43相比之下，简·爱的声音有所节制，不同于伯莎咄咄逼人的狂放不羁，伯莎拒绝采用传统的象征女人声音的话语。简·爱的坦率无忌的声音显得对社会秩序无甚威胁，才不出格，显得正常。
如果说简·爱有沉默的倾向，夏洛蒂·勃朗特的另一部成功的小说《维莱特》中的女主人公露茜甚至完全拒绝叙述。“说得够多了”44,小说中露茜的最后一句话，表示了一种绝对沉默的叙述方式。威廉姆斯也注意到这一点，“我不止一次注意到——也许你们也都注意到了——在公众场合大声的阅读《维莱特》是多么困难。”45这部小说的叙述者捉摸不定，主人公也在很多场合下保持沉默。《维莱特》的语言不是说话，这部小说代表社会印刷业的权力。从交流、讲故事的兴奋中走出来确实存在痛苦和遗憾，因为小说写作和说话之间的联系确实是诱人的。但是放弃这种隐喻式的联系却获得职业成功的满足：“从那天起，我不再做保姆兼家庭女教师了，我成为一名英语教师。夫人给我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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