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写给女性的话语必然限于私人范围，不会对男性统治秩序造成麻烦；只有当女性写给男性读者看，矛盾才由此而生。”23弗吉尼亚·伍尔夫曾这样说道：“凡明智娴雅的女性都不会写小说，‘然而’，书信不在此例。”24这里的书信体小说形式就是妥协的一种方式。对话语的私人化意味着，就在女性为了伸冤报仇可能正需要用到社会公众舆论的时候，出现了私下的解决办法。与其说女性的声音遭到拒斥，不如说她们公开的声音遭到拒绝。由于受述者不同性别造成同一个人的作品可以读出不同的意义。
女性小说既是个人经济收入的来源又是社会话语权力的显现，但维多利亚时代是一个女性几乎没有公开的话语权力的时代，所以她们公开发表的小说的叙述者的声音或者叙述过程就有意无意地表现出对社会权威的妥协和皈依。

当然，《简·爱》没有采用书信体小说的模式，但在某种程度上又与其非常相似。小说中多处用“读者啊”这个称呼，这里叙述者在某些场合下也是主人公跳出了单单与书中人物进行交流的窠臼，也与读者进行交流。“读者”这个称呼“加强了把广大受述者视为亲密朋友的意识，与书信体小说中的称呼行为十分相似”，这样也把小说的读者假想为书信的接收人。25而书信体小说以商讨的方式缓和了个人意愿和群体制约之间的紧张关系。这样，《简·爱》也就在社会权威与个人意愿之间获得了平衡，夏洛蒂得以公开发表自己的作品。“勃朗特的小说用第一人称能够与读者建立亲密的关系：从友善的开篇——我很高兴，我从不喜欢长途散步——到结尾处秘而不宣的合谋“我把这些事情藏起来，暗自在心里深思着。（369）”这些事情读者知道，而其它人不知道。随着经历进行，小说中的“我”和假象读者的位置——唯一有效的位置——就更亲密了。纵观整部小说，重要的是这种私下里亲密的信任，这种坦白的方式：这种描写仿佛是在一封私人信件中，一次私下里的闲谈。”26这样，小说在对书信体小说形式摒弃的同时也体现了对它的回归，在二者之间找到了一个良好的黄金分割点。
如在芬丁庄园，简·爱回到罗切斯特身边，他告诉简·爱曾三次呼唤她的名字，又听到了超自然的回声，读者知道她所经历的事情，她却没有回应罗彻斯特说的话，只向读者坦白了她的经历：
“读者啊，正是在星期一夜里——接近午夜的时刻——我也听到了这个神秘的召唤：这些正是我回答它的话。我倾听着罗切斯特先生的叙述，没有泄露出什么来回答他。我觉得这种巧合太令人敬畏，太难以解释了，我简直不敢叙述和讨论这件事。如果我告诉他什么，那这个故事一定会在听的人心上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他的心因为受苦而变得容易阴郁，他不需要更阴暗的超自然的阴影。”（369）
当作家写出“读者”二字时，她就不是在说而是在写。简·爱没告诉罗切斯特她的生活，相反倒用写作的方式“告诉”了读者，勃朗特的文本需要当作文字来阅读，读者也要参与到阅读中来。她用一种交流的模式，一种比较亲密的方式告诉了读者她沉默的原因。也许，我们可以解释成勃朗特对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写作和印刷形式的分析之后所作的决策。在当时的文化条件下，名声，权力并不来自对个人的认同和爱情的魅力，而是要精通印刷和信息的流程 。而坦白这种行为，不仅仅是一剂良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总是一种向权威表示谦恭的行为，一种服从‘讲故事’的命令的行为，是相对无权的被相对有权的一方要求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简·爱把自己置放在无权的地位，听从读者的审判，读者无形中有提高地位的感受，同时获得阅读的愉悦。
小说的结尾“读者，我嫁给了他，”这句话的目的很明显，就是要把读者纳入到小说中去。文本的叙述进程公然与读者进行交流，在读者、文本之间创造对话。这句话所包含的情感要靠读者充分融入其中才能体会。小说的结尾处，简·爱耗尽了激情，显得很平静。“他们结婚了，不同于我们看到的第一次那样的激烈的痛苦，而是更平静更高贵。无论肉体还是精神都再也不能使她苦恼不安，她所走过的双重苦难历程都无所损伤，她既非荡妇也非修女，而是一位找到了解决古老问题的方式的妇女，这个问题强烈地困扰着包括维多利亚人在内的许多其它人。”27《简·爱》这部作品超越了书信体小说的模式，又多处用“读者”这个称呼体现出对书信体小说模式的回归；书信体小说的人物用“私人的”“私下里”的方式向受述者讲述个人的情感经历，而简·爱用公开的亲密关系向读者坦白自己的生活，二者紧密联系却又不尽相同。

第三章 对家庭女教师故事类型的超越与皈依

《简·爱》用略显张扬的第一人称叙述把自己推到前台，却用一个符号遮蔽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它没有采用书信体小说形式，却用“读者”这个称呼拉近了叙述者与受述者之间的距离；它属于家庭女教师的故事类型，但与夏洛蒂·勃朗特之前的这类小说有所不同，却也不能完全脱离这类小说中人物的特点。
19世纪初期英国形成了“家庭女教师故事”类型的小说，其中女性追求幸福生活的历程融合了爱情小说和精神追求型的自传这两种小说类型。《简·爱》以幸福的婚姻结尾，女主人最终爱情、财富双丰收；其中也有班杨的《天路历程》式的精神追求的影子。夏洛蒂·勃朗特不仅是《天路历程》的热情读者，并在《简·爱》中对它多处引用。简·爱从桑菲尔德出走，冒着冷雨，忍饥挨饿，在泥泞路上跋涉三天两夜，圣约翰在天职召唤下，历经海上颠簸，热切地到遥远而酷热的印度传教，死在那儿，都象征性地再现了《天路历程》里朝圣者的经历。
《简·爱》产生之前还有玛丽·布伦顿（Mary Brunton）的《禁戒》（Discipline），玛丽·玛莎·舍伍德（Mary Martha Sherwood）的《卡洛林·莫当》（Caroline Mordaunt）等家庭女教师类型的小说。这两部小说的叙述者都是女性，但叙述者都遵循传统的社会道德规范和基督教教义，以此来建构自己权威性的地位。虽然都是第一人称叙述，但是仍有很多不同之处。
这两部小说的叙述者都已经多年为人妻，叙述者与她们所讲述的人物保持着明显的时间上的距离，所以她们可以占据道德优势回过头来对年轻人行使教诲的权力，叙事也成了高尚道德的授权。而简·爱不同，她悬搁了某些基督教教义，凸现个人的生命价值。如海伦·彭斯告诫“要研读新约全书，”按基督的话去做，而她明确表示爱己所爱，憎己所憎。主人公曾经激愤地为自己辩护：“谁爱责怪我就责怪我吧。”（86）尽管她对事物的理解未必正确，但她为自己的道德观念做主。主人公与叙述者之间的价值观念无甚差别，叙述者并不指责人物的行为，叙述者的价值观念与人物之间是一脉相承的。如在第12章有关女性需要自由的论述中，过去时和现在时混杂，难以区分哪些是她过去的观念哪些是她当时的价值观。“女人一般被认为是极其安静的，可是女人也和男人有一样的感觉……那也未免太轻率了。”（86）28根据上下文来看，这段叙述应该是主人公的看法，而主人公在当时的所思所想由叙述者来阐述应该用过去时，而这里却用了现在时，就与叙述者的评论界限模糊，二者没有明显的界限和价值观念上的差异。这位成年叙述者并没有像传统的女家庭教师小说那样进行循循善诱地劝告“对人要宽容，说话要有分寸”，“言辞要平和”等等。
而且，这位失去父母的灰姑娘式主人公拒绝扮演那种默默不语的从属角色，这也是家庭女教师的既定的特点。如安妮·勃朗特（Anne Bronte）的小说《埃格尼丝·格蕾》（Agnes Grey）的女主人公说：“我的本分只是洗耳恭听，无需动口”，“每当内心十分痛苦的时候，脸上总是保持着平静欢快的神色”，“我觉得还是小心一些，少说为佳”29。她这样做是非常复合当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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