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行了一场持久的运用想象力的游戏。他们创造了想象中的安格里亚王国，共同精心设计了王国的战争、政治、贵族社会以及他们的世仇和爱情。这些作为文学作品是不值一提的，但它却成了勃朗特家才女们练笔的园地，为她们三姐妹成为职业作家铺平了道路。
第三，写作可以获得丰厚的经济收益。“18世纪末发生了一种变化，”伍尔夫回顾英国妇女写作史时说，“若让我重写历史，我将把它描述得比十字军东征或玫瑰战争更详尽，更有意义。这个变化是：中产阶级妇女开始写作了。”52但她把她们的写作动机阐释为谋生，并说：“用你的智力一年可挣500英镑。”53她的看法基于当时文学妇女的状况：长子继承权剥夺了其经济来源，而若婚姻又不幸被延迟或耽搁，无法通过它获得生活保障，女仆和女工又被中产阶级妇女认为是“不体面”的下层妇女职业，而写作是惟一既可足不出户、又能获得收入的体面职业。
夏洛蒂·勃朗特把她一气呵成的《简·爱》寄给出版商时，“史密斯先生就已经决定出版这本书了。不过他的出版条件是比较苛刻的。他们给柯勒·贝尔（夏洛蒂·勃朗特）的稿酬是一百英镑，而附加条件是他今后写的小说的稿酬必须首先提供给史密斯·埃尔德出版社，如果被接受，每一本书的稿酬也是一百英镑，如果再版或把版权卖给外国公司，实际收入可达五百英镑。那本书国内出版的稿酬已达八百英镑。”54在1796年，一本平装小说的零售价大约是3先令，到《简·爱》发表的1847年，才稳定在10先令上下，不管怎样，这都相当于一个工人一星期的收入。照此计算他们一年的收入不过26英镑左右。写作的经济利益优势显而易见。
从以上的分析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即勃朗特姐妹的写作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获得经济利益的考虑。而从这一点出发，迎合众多读者的阅读趣味也是情理之中的。1847年仲夏，艾米莉的《呼啸山庄》和安妮的《格雷尼斯·格雷》由T·C·纽比出版公司出版，但夏洛蒂的第一本小说《教师》“被出版商退稿六次，……被认为过于平淡无奇而无法单独发行，但它所表明的文学前景打动了史密斯公司，埃尔德鼓励她说，若以匿名作家的身份再提交一部小说，或许可以得到关注。”55 “过于平淡无奇”的评语无疑是《教师》的事实，我们现在无从估量第一本小说没能出版对夏洛蒂的影响，但是我们可以从她的第二本也是最成功的小说《简·爱》中看出与第一本小说的不同。对比两部小说不难看出《简·爱》大受欢迎的原因。
《简·爱》中充满了流行元素：哥特式小说的痕迹，浪漫的爱情故事 ，精神追求型的自传小说以及大团圆的结局等，这些都是吸引大众读者的手段。
毫无疑问，作品中充斥着哥特式小说的因素，这使得故事情节紧张，充满了凶兆、阴谋、暗杀、通奸、重婚、乱伦、疯子、；《简·爱》具有“刺激”小说的一切成分：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声、阁楼里的疯女人、不可告人的隐私、图谋杀人的暴力、未果的重婚阴谋……整个作品弥漫着恐怖、神秘、暴力和性意识，这些都是很多通俗小说的卖点。
哥特小说的背景多为年代久远、部分坍毁的古堡，既体现居住者高贵身份，又表明他们所代表的一切都已接近末路。小说中一些超自然的现象多具象征意义，同时也增强了故事的想象虚幻色彩。在《简·爱》中我们随时都会发现哥特式小说的身影。尤其是桑菲尔德庄园中的情节更不禁让人联想到哥特式小说。当简·爱第一次随菲尔费克斯太太参观时，就听到了“奇怪的笑声”，“笑声以它低沉的、音节清晰的调子重复着，最后以古怪的嘟囔结束。”（84）怪异的笑声预示着祥和的桑府后面隐藏着极不寻常的故事。就在简·爱向罗切斯特大胆地表白自己的真实感情时，暴风雨突如其来，电光猛烈地闪个不停，“果园尽头的那棵大七叶树在夜里让雷打了，劈去一半。”（209）这给即将实现的爱情梦想蒙上了一层阴影。特别是在简·爱在准备结婚的前夜发生的一系列不祥之事更是充满哥特式的神秘和恐怖的气息，冲击着这本该是大吉大利的好日子。简·爱似乎在半梦半醒之间发现了“一个女人，又高又大；又多又黑的头发长长地顺着她的背披下来。我不知道她穿什么衣服；又白又直；可是究竟是长袍，是被单，还是裹尸布，我却说不上。”（232）看到了那张“没有血色的脸——野蛮的脸”，简·爱 “想起了丑恶的德国的鬼——吸血鬼。”（232）早晨起来，她虽然宁愿相信那是一个恶梦，宁愿相信罗切斯特的解释而不相信自己的推理和怀疑，然而，婚纱——幸福的隐喻被盗,幸福消失了。
文本中恐怖气氛的营造使得小说充满神秘气息，也引起了一定要弄清楚的欲望，欲罢不能。毫无疑问,夏洛特·勃朗特摈弃了哥特体小说的直白裸露的罪恶；激情与残忍的凶杀，而是巧妙地在文本中延用哥特体精神———焦虑与压抑，运用了一些具有象征意义的意象：阴森的红房子，暴雨，闪电，夜半尖叫，冷月，莫名其妙的失火以及各种恶梦等等，这些都是吸引读者的上策。
然而，勃朗特的哥特体与典型的哥特式小说决不是两片相同的叶子。她在小说中注入了感性，主要的感情发展成为一种强烈的、自由放任的、甚至肆意放纵的东西，这在历史上哥特体小说中是根本不存在的。她把反哥特式的东西带进了小说来调节阴森恐怖的气氛。如当罗切斯特太太第一次放火烧罗切斯特的恐怖事件发生后，她用几十页的篇幅来描写英格拉姆家和埃希敦两家人访问桑菲尔德府，大量喜剧手法的运用冲淡哥特体裁的紧张氛围。当罗切斯特太太野性发作，袭击了梅森时，宾客们的惊恐掺杂了喜剧色彩。大惊小怪、乱作一团的太太小姐们奔向他，抓住他的胳膊，罗切斯特命令“别把我拖倒，也别掐死我，”（167）同时“两位穿着宽大白色晨衣的富孀正在象两条满帆的船似地冲向他。”（167）一张一弛的节奏带来了阅读时紧张但不过分恐怖的享受。
小说的结尾，女主人公财富、爱情双丰收。叔父的财产对于简·爱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有了这笔钱，她才不是罗切斯特心中一个贫穷的家庭女教师，她才能与罗切斯特平起平坐，成为仆人们心目中真正的罗切斯特太太，一个威严的女主人。
不论是出于谋生的需要还是因为个人的文学才华，写作都是勃朗特人生的必由之路。而受到出版市场条件的限制，她的小说又自觉不自觉地迎合了市场的需要，赢得了非常广泛的读者群。
从文本分析的角度来看，作品中确实体现出阴柔的女性气质。难怪即使是在女性主义阵营内部，也有很多批评家认为作品趋向于否定作品的女性主义观念。南西·阿姆斯壮、佳·查·斯皮瓦克提出对这部小说进行解读的政治和理论的新的方面。阿姆斯壮认为勃朗特的爱情小说“开始创造一种新的受欲望支配的人物形象”,在阿姆斯壮看来,像《简·爱》那样植根于资本主义哲学背景的女性主义是没有什么进步意义的。斯皮瓦克的观点与阿姆斯壮的不谋而合。她声称《简·爱》的女主人公所追求的“伴侣意义上的爱”以及约翰·里维斯为“社会使命”殉道都不折不扣地体现出对传统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思想体系的维护。正如罗兰·巴特指出的：“……写作是一种荣耀而大胆的行为；作家是一个‘艺术家’，你会认为他比一般人更有权力玩世不恭。……不过别弄错：别让任何女人以为，她们可以不先屈服于女性角色的外在价值，就可以利用这种约定。女人毕竟是为男人生孩子的；她们想写多少就写多少，让她们去粉饰自己，但最重要的是，别让她们越走越远；别让她们所得到的升迁，扰及圣经所赋予她们的宿命，并让她们经由母亲角色，为和作家关系紧密的玩世不恭作风付出代价。”“……先锁上闺房，只有到那个时候才能在室内解放女人。爱情、工作、写作、当职业女性或女作家，要谨记男人是存在的，记得你和他们不一样；你的命令只有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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