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stehen)的概念,开创哲学解释学的新局面。海德格尔的“理解”,不是传统解释学方法论意义上的理解。施莱尔马赫开始的解释学把解释理解为主体和客体之间进行沟通的手段,理解是工具意义上的。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所说的理解是本体论意义上对人的存在境况的把握。他认为任何理解和解释都脱离不开解释者的“前见”,解释者的生存的历史经验决定了他对对象的理解。由此解释学在海德格尔那里发生了本体论的转向。[50]伽达默尔进一步发挥了“前见”的思想,认为任何解释都避免不了解释者的“偏见”,这些偏见构成了解释者理解的合法的基础。[51]哲学解释学虽然不能列入后现代哲学的行列,但是它针对的是启蒙以来理性主义和主客二元分立哲学。而且伽达默尔倡导的视域(horizon)融合的阅读方式,和巴尔特的作者之死一样导致文本作者权威的衰落,可见哲学解释学也具有反主体性哲学的意味。另外,法国的后现代主义者通过和当代德国哲学家,尤其是伽达默尔的对话,[52]在某种程度上也促进了后现代主义的深化。
(三)分析哲学(analytical philosophy)和实用主义(pragmatism)
法国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德国的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在20世纪欧陆哲学界大放异彩。而在英美国家,分析哲学和实用主义则构成了哲学的主流。分析哲学和实用主义发展到最后,都有消解哲学和形而上学的意味,在某种程度上融入了后现代主义的主题。
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数理逻辑的发展和成就给哲学家以巨大的鼓舞。哲学们通过对逻辑性质的探究,开拓了一个新的哲学领域,即语言分析哲学。由于逻辑是由语言体现的,语言的意义是与逻辑规则相辅相成的对应领域,所以传统哲学的认识论的问题现在就被转化为语言的问题。详言之,认识论的问题是主体如何认识客体,或者说主体的先验性质如何保证客体知识的正确性。这个问题把哲学引向探讨人的“先验的思维结构”。但是思维和意识必须通过语言来表达,这样“我们的思维是怎样的”问题,就被“表达思维的逻辑语言是什么”的问题所取代。[53]对语言意义和逻辑结构的分析,如此就成为哲学的研究对象了。这种哲学研究,就称为语言分析哲学。分析哲学构成了20世纪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的重要组成部分。[54]
分析哲学是由弗雷格(G. Frege)和罗素(B. Russell)开创的,在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中达到了顶点。早期的分析哲学家都主张在语言和世界之间有一种先天的同构关系。他们认为日常生活的语言有着严重的缺陷,它的语法形式模糊或掩盖了反映语言本质的逻辑形式,形而上学就是由于把表面的语法形式误认为真正的逻辑形式而引起的。哲学的任务就是要澄清和揭露这种掩盖,有必要时甚至可以用人工语言改造和替代日常语言。[55]
分析哲学家把组成世界的所有事实划分为最小的单位,罗素称其为“原子事实”(atomic fact),维特根斯坦(L. Wittgenstein)称其为“事态”(state of affairs),描述这种最小的事实单位的就是基本命题(elementary proposition)。基本命题是按照逻辑的结构组成的,所以事态或原子事实必定要符合逻辑结构。这样,每一个命题都是描述一个事实的图式,无数的小图式逐渐按照逻辑结构组成了大图式,分析哲学得出了语言是关于世界的图式的结论。[56]
分析哲学的主要观点与后现代主义没有什么太大的关联。但是随着分析哲学的发展,它结出了反形而上学的果实。分析哲学和英国的经验主义结合之后产生的逻辑经验主义(维也纳学派)。逻辑经验主义认为以往一切哲学的失足就是因为使用了不可证实的伪命题,如理念、自我、本体等等都是没有意义的。尤其是在维特根斯坦发生后期转向之后,彻底地抛弃了前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图式理论,走向了消解哲学的道路。
1928年维特根斯坦重返剑桥,1936年接任穆尔的哲学教授。经过长期的思考,他放弃了《逻辑哲学论》中以逻辑规则为意义标准的思想,转而采用日常语义规则为意义的标准。这些思想主要体现在《哲学研究》一书中。他指出早自己先主张的语言图式说错误地认为语言和世界的事物之间存在着一一对应的关系。事实上,语言中有很大一部分的词汇,它们既不是事物的名称,也不是与事物一一对应。维特根斯坦用语言游戏说代替了语言图式说。他说,运用语言是一种活动,是一种生活方式,语言游戏是多种多样的,所以语言的意义并不是单一的,而在于它的用法,一句话“意义即用法”。[57]语言没有什么确定的意义,这样任何概念都没有什么确定的本质,一个概念和事物可以从多种角度来定义和描述,我们不能赋予它固定的意义,只能用众多的描述性句子来表示它的意义。这些描述一个概念的不同特征的属性,被维特根斯坦称作“家族相似性”。
在哲学观上,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的任务就是要消除哲学问题。过去的哲学似乎解决了许多哲学问题,但实际上制造了许多不必要的新问题。几千年来哲学家们象困在瓶子中的苍蝇,为那些形而上学的问题争吵不休。他揭示了哲学产生困惑的原因是由于追求一般和忽略特殊的思维倾向。我们通常的语言中有一些词汇是可以用多种语言方式表达的,例如“时间”用各种特殊的时间来表达,如“早晨”、“明天”、“1900年”、“一小时”等等。而哲学家却要追问“什么是时间?”这样的问题。事实上,“时间”是一个特殊的词汇,即只有用特殊的方法才能说明什么是时间,时间没有本质的定义,所以追问时间的本质(是什么)必然走进了死胡同。维特根斯坦认为一般化的趋势是人类思维的通病,哲学的任务是通过廓清语言的意义,消除对语言意义的误解产生的哲学问题,从而纠正各种固执的思维,他称这种哲学是“治疗型哲学”。[58]由此可见,分析哲学经过维特根斯坦的后期转向,迈向了后现代的反本质主义的立场……
实用主义哲学从一开始就以反传统哲学的面目出现的。古典的实用主义者皮尔士、詹姆斯和杜威,都批判过在近代哲学中处于统治地位的主客二元论。二元论把主体与客体、心灵与物质分裂开来,而实用主义则认为没有脱离人的经验的客观物质世界,任何事物只有进入人的经验之中才对人有意义。二元论哲学的真理观认为真理是心灵与物质的符合、观念与实在的符合,用罗蒂的话说,真理是人的“心灵之镜”对外部实在事物的反映。实用主义反对这种“符合论”的真理观,指出真理只是人们对事物的一种信念,只要这个信念对我们实际的当下生活有价值,能够有效地指导人们与环境打交道,它就是真理。用实用主义者的话说就是“有用即真理”。[59]如此实用主义颠覆了诸如真理、本质、意识、经验等传统哲学观念,把哲学从形而上学拖回了实践领域。
二战之后,分析哲学在美国与实用主义合流,产生了新实用主义,其代表人物是奎因、塞尔、戴维森、普特南和罗蒂。新实用主义承接了古典实用主义的改造哲学的任务,而且比他们的前辈走得更远。新实用主义的哲学观点主要集中在反基础主义、内在实在论、相对主义和后哲学文化几个方面。
基础主义(foundationalism)是罗蒂对西方自古希腊直至今天的哲学传统的概括。传统哲学假定知识是建立在某种“基础”之上的,它决定了知识的真假程度和可靠性,无论是柏拉图的理念还是康德的先验意识都是这样的“基础”。[60]西方一代代的哲学家们一直为知识的基础问题争论不休,只不过是以一个基础代替另一个基础而已。而在罗蒂看来,事实上根本就没有“基础”这个东西,主体、理性全是哲学的虚构。西方哲学一直是一种旁观式的哲学,它站在认识之外谈论认识。对此,新实用主义者提出了自己的知识论,即“内在实在论”。普特南和罗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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