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只是对特定状态下人性的概括，不具有普遍的性质，则是有其一定道理的。人性的无善无恶论是基于原初的人而得出的结论；或是基于孤立的、与社会和世界没有联系的人而得出的结论；或是基于人类尚无确定的善恶道德准则时所得出的结论。对于一个刚刚来到人世的婴儿来说，其人性是无所谓善与恶的。他们尚未社会化，其思想意识中也没有人间的善与恶的观念，其行为也不可能有善与恶的分别，我们也不能用善与恶来认识其行为。我国古人所持的“人之初，性本善”的观点，其中的“善”，如果说是善，还不如说是“无恶”。在一个人孤立生存的世界里，人性是没有善恶的。因为人性都是基于人是类的存在物才产生的。人与其他动物之间，谈不上善与恶。而且无法用善与恶来衡量与评价其思想与行为。由于缺乏类的存在，人的用于衡量与评价善恶的道德都无法产生。在人们尚未建立道德标准的时代，人性也是无善无恶的。因为善与恶都是人类道德产生与发展的产物。是人类道德的重要构成部分。离开了道德，任何思想与行为都将无所谓善恶。所以，在没有道德准则的情况下，就不会有善与恶。因此也才有无善无恶之说。尽管在第三层意义上，人性的无善无恶论是成立的。但就人性总体来说，它依然是错误的。因为第三层意义的三种情况都是人类的特定情况，而非人类的常态，不能作为对于人性的一般概括。 D、有善有恶论

　　“有善有恶论”，指的是两重含义上的有善有恶。一是不同主体，有的人性是善的，有的人性是恶的。二是相同主体，其人性中既有善的因素，也有恶的因素；既有善的倾向也有恶的倾向。

　　第一重意义上的有善有恶，在中国历史上是有其传统的。董仲舒就认为人性有善有恶。但他所谓的有善有恶是指不同主体，有的为善有的为恶。他认为，人性可以分为圣人之性、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并认为，圣人之性，先天即是善的，无须教化；中民之性，需要教育；斗筲之性，经过教育也难以转化为善。 王充认为，性善是中人以上，性恶是中人以下，善恶混是中人之性。

　　第二重意义上的有善有恶，在中国历史是否有学者作过探讨，笔者未及。“周人世硕，以为人性有善有恶，举人之善性养而致之则善长，性恶养而致之则恶长”是否类此，由于其语焉不详，无法确知。而笔者是赞成这一认识的。

　　笔者认为，人性有善有恶中包含着两层意义。一是人性有善恶的分别，人性有善恶的根因。

　　人，不仅是作为整体的类的人，具有善恶之性，就是其中任何一个人都同时具有善恶的两种本性。所谓圣人、君子，无非是成功地抑制了自己本性中恶的成分而趋向于至善者。圣人、君子都是向善而能善的，只是善的程度有所不同，并非其本性中没有恶。如果圣人、君子本性中就没有恶，他们也就不值得人们那么敬重了。人要彻底战胜或驱除本性中的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需要人洗心涤虑、潜心修行才能作到。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无不是为引导人克制本性中的恶，引导人去恶向善而创设的。历代道德典范无不是能在内心中去恶扬善的榜样。也正是因为人要战胜自己的恶性很不容易，所以那些敢于并能够战胜自己恶性的人才那么为人们所钦佩、崇敬。

　　人性既有善恶的分别，也有善恶的根因，并且善因恶因并存。

　　人性的善恶，是指善因恶因，还是善行恶行？人性包括着善性与恶性，而不是包括善行与恶行。性，是属性、性质的意思，并不是行。行，是指行为。人性的善恶根因决定了人的行为的善恶之分。它们之间有着原因与结果的关系。

　　我们不能把人性可能导致人去作恶，就认为人性就是恶的，其实，在人性可以导致人去作恶的同时，它也可以引导人去从善。只看到人性可能导致恶，就认为人性是恶的，是片面的。正如只看到人性可能导致人从善就认为人性是善的一样。在认识人性的时候，许多学者都把人性与人的行为相混淆。人的行为有善有恶，是因为人性中存有善恶的根因。

　　人性中有导致人去作恶与从善的根因。人的自然属性决定了人对物质的需求，这种需求本身并不是恶，但是如果采取不正当的方式或者途径去满足这种需求就必然会产生恶。人的意识属性（或者称精神属性）就可以使人认识自己需求的合理与否，自主地选择正当的满足自己需求的善或恶的行为方式。人的意识属性使人具有了从善的根因。但它也不等于就是善。因为，人也可能依据自己的意识而为恶。如果从人性具有理性与非理性两个方面来看，结论是同样的。非理性，易于使人作恶，但并不一定就是使人作恶，它本身更不是恶。理性，为人们区分善恶创造了条件，使人们能够认清善恶，但人们也可能利用“理性”能力去作恶。 肯定人性的有善有恶，包括有善恶之分和有善恶之因，有利于人们正确认识人性。一是可以避免人们将人性作或恶或善的单一认识，将人性简单化、片面化。二是可以避免人为地为人性定性，使人性认识背离人性真实。

　　肯定人性有善有恶，有利于人们客观地认识人本身。许多人自觉不自觉地认为，善人（好人）在任何方面都是善人（好人），恶人（坏人）在任何方面都是恶人（坏人）。恰恰这又与人的真实情况大相径庭。一个并不是用简单的“善人”（“好人”）或“恶人”（“坏人”）就能界定的。人也并非被分为善恶或者好坏两类。一个作恶多端的罪犯，可能非常孝顺其父母、挚爱其儿女。其犯罪是恶，但其孝顺父母、挚爱儿女则应当被认为是善。一个劳动模范，也有可能违法犯罪。作为劳动模范当然是善，而违法犯罪当然是恶。这恶与善都来自其本性，从人性的有善有恶中，我们可以得到比片面地认识人性更多的启示；我们对于人本身也会有更为真实的认识。对于好人的“恶”与坏人的“善”才会在理性上予以接受和理解。 肯定人性的有善有恶，有利于人类利用自己的行为规范引导人的行为，防止人性中恶的因素的作用。人性中有恶的根因，人类才可能作恶；人性中有善的根因，人类才可能行善，才可能努力地避免恶，甚至抑制恶。人类善因与恶因的并存决定了包括法在内的行为规则的存在意义。这一点，是被荀子思考到了，而又忽略了的。他面对“人之性恶，则礼义恶生？”的疑问，应之曰：“凡礼义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这一解释多少有些勉强。如果人性本身无善因，圣人从何而生？凡夫俗子们又何以能领悟圣人的至善情怀？所以，正是人性的善因与恶因并存，才为人难免作恶又要防止作恶奠定了人性基础；正是人性的善因与恶因并存理论，才为人为什么既会作恶，又要防止和惩治作恶作出了恰当的解释；正是人性的善因与恶因并存理论，才使人们无尽善与无尽恶的人性现实可以被理解。

　　肯定人性的有善有恶，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对人对己，并在对人对己中运用法律和道德来处理好各种社会关系。就对人来说，如果他人有不好的地方，我们除了要帮助其改正之外，还应予以宽容。是帮助或是宽容，法律、道德都是我们进行判别的标准。对于自己来说，明知自己本性中有善有恶，就应当不断加强自身的修养，努力克制自己的恶性，张扬自己的善性。而何为善何为恶的判定依然离不开法律和道德的作用。

　　（2）人的属性与行为的善恶制约着法的产生与价值

　　人类为什么要创设法？法的产生与人性有着极大的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讲，法的产生，是人性导致人类行为有善有恶的必然结果。可以说，有善有恶是法存在的人性基础。 人的恶性与人的恶行，才使法有了抑制的对象，才使法的产生成为了必要。人一旦社会化以后，为了自己的生存与发展，就可能会与他人之间产生冲突。这种冲突的产生，是由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性和物质生活资料等的稀缺性所决定的。

　　人的第一需要就是生存。这一点，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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