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立场上看，两者是不同的；货币借贷给一个消费者，或者给一个企业家（为了赢利的目的），从举债人的立场上看，是相互不同的，前一种情况是银行的资本投资，后一种情况是企业家接受资本。但是，在第一种情况下，放贷人的资本投资对举债人来说，可能是简单的家庭预算之用的借款；在第二种情况下，举债人的接受资本，对放贷人来说，可能是一种简单的“财富投资”。确定财富和资本以及家庭预算和盈利企业之间的差别，并非无关紧要，因为不作这种区分，尤其无法理解古代的发展和当时资本主义的局限（关于这一点，罗特贝图斯（约翰。卡尔。罗特贝图斯（1805-1875），德国国民经济学家，政治家、社会主义者）著名论文尽管有种种谬误和必须作补充，仍然是很重要的，同时参阅K.毕歇尔中肯的论述）。

　　3.绝不是所有用资本计算的赢利企业，过去和现在都在这个意义上是“双向地”以市场为取向的，即它们既在市场上购买手段，又在那里提供产品（或者最终劳动效益）。形形色色的包收捐税和财政支付都以资本计算进行，却没有进行产品买卖。这些非常重要的结论将在以后讨论。在这种情况下，不是市场的赢利，而是资本计算的获益。

　　4.获利工作和赢利企业在这里有的放矢地加以分开。任何以一定方式从事劳动的人，至少也是为了新获得还未占有的货物（货币和实物）。他就是在从事获得工作。也就是说，官员和工人并不亚于资本家。不过，我们只想把这样一类获利工作称之为市场获利企业，即它持续地以市场机会为取向，它把货物用作赢利的手段，a）通过制造和销售人们渴求的货物，-或者，b）通过提供人们渴求的劳动效益，以换取货币，不管是通过自由交换也好，或者通过利用占有的机会也好，如同在前一节所谈到的情况。在这个术语的意义上，任何形式的拥有财产而吃租息的人，都不是“职业活动”，哪怕他多么合理地利用家产从事“经营”。

　　5.尽管在理论上可以不言而喻地确定，最后的消费者根据各自的收入而形成的边缘效应的估计，决定着生产货物的赢利企业的赢利方向，然而，在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却不能否定这样的事实：资本主义的满足需求，a）“唤起”新的需求，并使旧的需求萎缩，-b）通过其富有进攻性的广告，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着消费者满足需求的方式和程度。这恰恰属于它的基本特色。这里指的往往不是在轻重缓急程度上最为迫切的需求，这样说是对的。然而在资本主义的经济中，饮食和居住的方式也在很大程度上由产品供应者们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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