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阶段”：地主的和世袭的王公家族经济-，城镇经济，区域经济，国民经济，在他的术语里，这些阶段是由经济调节团体的种类所决定的。但是，这并不说明，在规模不同的团体中，经济调节的种类也不同。例如，德国的“区域经济政策”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只不过是承袭城市经济的调节，它的新的措施并没有特别不同于“重商主义的”政策，尤其是世袭的、然而相对合理的国家团体“重商主义的”政策（也就是说，在这一点上按一般的、并不十分受欢迎的术语，它是“国民经济政策”）。然而，完全不说明，经济的内在结构-劳动效益的分类方式或者劳动效益的专门化和结合的方式，把这些效益分配给独立的经济方式相对劳动的使用、生产手段和赢利机会的占有方式-与曾是一种经济政策的（可能的！）体现者的团体的规模相平行，并且根本不说明，它与团体的规模总是在相同的意义上对换位置。把西方与亚洲作比较，以及把现代西方与古代西方做个比较，将会表明这种看法的错误。然而，在作经济学的观察时，永远不能撇开在实质上进行经济调节的团体-自然不仅仅是政治的团体-的存在或不存在的，不能撇开它们调节的原则性意向。赢利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此决定的。

　　4.在这里讨论的目的，首先也是提出经济上形式的合理性的最佳前提条件，以及它们与实质性“要求”的关系，不管这种要求具有什么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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