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劳动效益。此外,在激进推选的情况下,它不得不容忍形式上的、计算的合理性的降低,正如(在这种情况下)没有货币计算和资本计算不可避免地会降低这种合理性一样。实质的和(在严格意义上的)形式的合理性,同样不可避免地在很大程度上要分道扬镳:经济的这种基本的和最后无法摆脱的不合理性,是所有“社会”问题的根源之一,首先是整个社会主义社会问题的根源之一。
关于第(13)节和第(14)节:
1.这些论述显然仅仅是复述一些众所周知的事情,把它们进一步明确地加以强调(见第(14)节最后几句话)。流通经济是一切以“利害关系”为取向的典型的和普遍的社会行为的最最重要的形式。它如何导致需求满足的方式,是讨论经济理论的对象,在这里,原则上假定它是已知的前提。应用“计划经济”这个术语,当然并不意味着承认前帝国经济部长的著名的草案(这里指的是魏玛共和国第一任经济部长鲁道夫。威色尔1919年初夏的一份经济政策报告草案);然而,所以选择这样的表达方式,是因为它本身并非佶屈聱牙,生吞活剥,自从官方正式使用以来,在很多方面已经约定俗成(没有采用奥。诺伊拉特所应用的),本身也并非不妥当的术语“行政管理经济”)。
2.并非所有以赢利机会为取向的(行会式的或者卡特尔式的或托拉斯式的)团体经济或者由团体调节的经济,都可纳入这个意义上的“计划经济”的概念,而仅仅是以需求的满足为取向的团体经济。以赢利机会为取向的经济,不管受到多么严厉的调节,或者是由一个团体的班子所领导的经济,总是以“有效的”价格为前提,哪怕这种价格的产生纯属形式上的(泛卡特尔主义的边缘状况:通过卡特尔之间的妥协,“劳资双方”协议的工资增长率等等),即以资本计算和以资本计算为取向作为前提。在纯粹家族预算式的计划经济意义上的“充分社会主义化”和带有资本计算的(生产行业的)局部社会主义化,尽管目标相同,尽管有形形色色的混合形式,在技术上是依据原则上不同的方向的。任何对消费品实行定量配给,从根本上说,任何主要旨在对货物的实物分配施加影响措施,都是家庭预算式的计划经济的初级阶段。对货物生产进行有计划的领导,不管是通过自愿的或者强加的卡特尔,还是通过国家机构,首先旨在合理组织生产手段和劳动力的使用,正因如此,它不能-至少(按其固有的意向:)尚不能-缺少价格。因此,“定量配给”的社会主义,与(违背其理性社会主义的领导人的意志)必然与工人们的占有利益相联系的“工厂代表委员会”的社会主义,能很好地协调一致,这并非偶然。
3.关于卡特尔的、行会的或者同业公会的经济团体的形成,即赢利机会的调节或垄断地加以利用,不管是强加的或者是协议的(一般是前者,但在形式上后者也存在),在这里不作专门讨论。关于这个问题,(很一般的)请参阅前文第1章第(10)节和以后在讨论经济机会的占有部分(本章第(19)节等等)。社会主义的以进化论和生产问题为取向的、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的形式,与从分配方面出发的、今日又称之为“共产主义的”所谓合理的计划经济形式的对立,自从马克思发表了《哲学的贫困》(“国际丛书”德语普及版,主要在第38页前后)以来,再也没有平息过;俄国社会主义内部,普列汉诺夫和列宁之间的激烈斗争的对立,同样地最终也是受此制约的;社会主义今日的分裂,虽然首先是受争夺领导岗位(和领导人的俸禄)的极为严重的斗争所制约,然而同时在其背后,也受到这个问题的制约。由于战时经济,这个问题获得了特殊的转折,一方面有利于计划经济思想,另一方面有利于发展占有利益。-人们是否应该建立“计划经济”(不管具有什么意义和规模),采取这种形式提出的问题,当然不是科学的问题。在科学上,只能这样提出问题:(在既定的形式下)预计它(计划经济)将会有各方面都应该诚恳地承认,虽然预计到有若干已知的因素,然而,也要预计到有同样多的部分未知的因素。这个问题的细节,在这一论述中在实质上根本不可能触及到,在有关的点上,仅是逐个零散地和与团体(尤其是国家)的形式相关联时才触及到。在这个地方,只能(不可避免地)考虑简要谈谈最基本的技术问题。被调节的流通经济的现象,由于在这一段开头所表明的原因,同样也还不作论述。
4.经济行为在流通经济中的社会化,一方面是以有用效益的实际承受体的占有为前提,另一方面以市场自由为前提。1.实际的有用效益的承受体、尤其是获利手段(生产和运输手段)的占有越完全,市场自由的意义就越上升。因为获利手段在市场上的最大畅销,意味着经济行为以市场行情为取向达到了最大程度。2.但是除此之外,占有越是局限在实际的有用效益的承受体上,市场自由就越上升。任何对人的占有(奴隶制,农奴制)或者对经济机会的占有(对顾客的垄断),都意味着对以市场行情为取向的人的行为限制。
约翰。戈利普。费希特(1762-1814年,德国哲学家,《封闭的商业国家》发表于1800年)尤其正确地称这种把“所有权”的概念在实物上(同时扩大在所有权所包含的支配权力的自治的内容里),是现代流通经济的所有权利制度的特点。所有市场的有关参加者都对所有权的这种形态感兴趣,这有利于他们的以赢利机会为取向不受限制,而赢利机会是市场行情带来的。因此,所有权制度发展为这种特色,首先是他们影响的结果。
5.一般很常用的“公有经济”这个术语,在这里有的放矢地加以避免,因为它把概念上不必要的“共同利益”和“共同感情”装着是正常的:一个徭役领主或国王(根据“新王国”法老王的性质)的经济,与一个家庭的预算式经济属于同一个范畴,它与流通经济正好相反。
6.相反,“流通经济”的概念是中性的,不管是否是“资本主义的”的,即以资本计算为取向的经济,也不管它们以什么样的规模存在着。尤其是这也是流通经济的正常类型:货币经济的需求的满足。倘若认为各种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是随着货币经济的需求满足的发展而上升,完全按照它在西方的方向发展,那就错了。相反的论断是正确的。货币经济规模的日益上升,1.可能与王侯家庭对有巨额利润可利用的机会的日益垄断化相并存:比如在托勒密时代的埃及-根据保存下来的预算帐簿证明-,就有非常广泛发展的货币经济;它仍旧是家庭预算式的货币计算,而没有变为资本计算;-2.随着货币经济的日益上升,随着传统主义地隐定经济取得成效,可能进入财政机会的“俸禄化”(比如在中国,这在适当地地方还将讨论);-3.资本主义的使用货币财富,可能在为以自由货物市场的交换机会,也就是说在不以货物的生产为取向的获得机会中,寻求投资(在除了现代西方经济区域外,几乎所有的地区都如此,其原因将进一步讨论)。
(15)
在人的群体内部,任何一种以经济为取向的典型的社会行为和经济的社会化,都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是旨在为货物生产目的的人的劳动效益的一种特别方式的分配和结合。只要看一看经济行为的现实,就会显示出一种把不同形式的劳动效益分配不同的人,和一种把不同形式的劳动效益结合为共同的效益,以极为不同的方式同实物的生产手段相结合,在无数这类现象的色彩斑斓中,总还可以区分出若干类型。
经济性质的人的劳动效益可以区分为:
a)支配性的劳动;或者
b)以支配为取向的劳动(在这里继续应用的这个词意上)。
不言而喻,支配性的劳动效益也是,而且在很可以设想的程度上也是劳动,如果把“劳动”等同于需要时间和力气的话。然而与支配性的劳动效益相反,下面选择“劳动”这个术语的使用,由于社会的原因,今天已是习惯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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