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从事计算的“商业职员”班子，换成一种进行普遍统计的人员，相信在实物计算中普遍统计可以取代核算；这种想法不仅忽视了根本不同的动力，而且也低估了“统计”和“核算”间根本不同的功能。它们的区别犹如科层人员和组织人员的区别一样。

　　4.不管计算还是货币计算，都是合理的技术。它们绝没有把一切经济行为划分殆尽。而是除些而外，还存在着虽然以经济为取向、但对计算却是陌生的行为。行为可能以传统为取向，或者受到情绪的制约。人的一切原始的对食物寻找，与动物受本能控制的寻找食物相类似。有充分意识的、然而建立在宗教奉献的、战士的激情、孝顺的感情和类似的以情绪为取向的行为，其可计算程度上很不发达。“兄弟之间”（部族的、同业公会的和信仰了的兄弟之间）不讨价还价；在家庭、同伴和门徒的圈子内不算细帐，或者非常随便地算算而已；在匮乏时实行“定量配给”：初露计算的微弱的萌芽。关于计算浸入原始的家庭共产制度，请见下文第5章。计算的承受体到处都是货币，这就说明，实际上，实物计算在技术上比起受其固有特性的制约还要不发达（在这一点上，应该承认奥。诺伊拉特是正确的）。

　　在拙作付梓过程中（《社会科学文献》第47卷第86页等），L.米泽斯发表了研究这些问题的论文[《社会主义公团内的经济计算》；同时参阅其最新论著：《公有经济》1932年第2版第91页等，（第二部分第＜3＞节）及附录（第480页等　）].

　　（13）

　　因此，货币计算的形式上的合理性是与非常特殊的物质条件联系在一起的，从社会学上看，这里对这些条件感兴趣的首先是：

　　1.各种（至少是：相对地）自治的经济市场的斗争。货币价格是斗争和妥协的产物，也就是说，是实力较量状况的结果。“货币”并非是一种善意的“不确定的有用效益的指令”，人们可以不在原则上排除价格的打上人与人斗争烙印的性质就能随意改造这种指令，而首先是斗争手段和斗争价格，但是，仅仅是以对利益斗争机会采用量的估计表达形式的计算手段。

　　2.货币计算在资本计算的形式中，达到作为经济行为在计算方面的取向手段最高的合理程度；其次是在最广泛的市场自由的-即在既不存在强加的和经济上不合理的，也不存在唯意志的和经济上合理的（即以市场机会为取向的）垄断意义上的市场自由-实质性前提下，达到最高的合理程度。与这种状况相联系的争夺产品销售的竞争，尤其是作为销售组织和广告（在最广义上），产生了大量的耗费；如果没有那种竞争（即在计划经济或者合理的彻底垄断的情况下），就能省去这种耗费。此外，严格的资本计算在社会方面还受到“企业纪律”和实物生产手段的占有的约束，即受到一种统治关系存在的约束。

　　3.不是“渴求”本身，而是对有用效益的有购买力的渴求，通过资本计算的媒介，在实质上调节着赢利货物的生产。因此，在最后的收入阶层，按财产分配方式，对某一特定的有用效益，尚典型地具有购买力并乐于购买，他们的边缘效应情况对于货物生产的方向是关键的。在充分的市场自由的情况下，与所有不管什么形式的实质的基本要求相比较，资本计算在形式上最充分的合理性恰恰是绝对地不偏不倚；与这种绝对的不偏不倚相联系，这种蕴藏于货币计算本质中的情况，说明其合理性的原则性障碍。这种合理性恰恰具有纯粹形式的性质。形式上的和实质上的（不管以什么样的价值准则为的）合理性，在任何情况下，原则上都是分道扬镳的，尽管有无数的情况下（按照理论上的、当然是在完全不现实的前提下构想出来的可能性，甚至是在所有的情况下），它们在经验上同时出现的。因为货币计算形式上的合理性本身丝毫不说明实物的实质分配方式。这种方式总是需要作特别的讨论。诚然，从一个最大数量的人获利某种物质上最小的供应作为合理的尺度的立场上看，根据最近几十年的经验，形式上的和实质上的合理性在比较大的程度上同时出现，原因就在于推动力的方式，它推动着以经济为取向社会行为的唯一适合于货币计算的形式。然而，形式上的合理性只有与收入分配的方式相结合，才能说明物质供应的方式，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适用的。

　　（14）

　　“流通经济的”需求的满足，应该叫做所有纯粹出于利害关系才可能的、以交换机会为取向的和仅仅由于交换而社会化的经济需求的满足。“计划经济的”的需求的满足，应该叫做所有那些在一个团体之内系统地以订有章程的、缔结契约的或者强加的实质性制度为取向的需求的满足。

　　在正常和合理的情况下，流通经济的需求的满足是以货币计算为前提的，在资本计算的情况下，是以家庭预算和企业在经济上分开为前提的。计划经济的需求的满足，（在不同的意义和程度上根据其规模）则依仗实物计算作为经济的实质的最后基础；然而在形式上，对于经济行为者来说，则依仗以一个对他们来说必不可少的管理班子的指令为取向。在流通经济里，自主的个体经济行为的是自治的：在家庭预算方面，以货币占有和所期待的货币收入的边缘效应为取向；在临时的收益方面，以市场机会为取向；在获利企业里，以资本计算为取向。在计划经济里-只要它被执行-，一切经济行为都严格按家族预算方式和他治地以允许的和禁止的指令，以预料中的奖赏和处罚为取向。只要有希望得到特别收入的机会作为在计划经济里唤起自身利益的手段，至少因此而受到褒奖的行为方式和方向，实质上仍然是由他治而规范化的。在流通经济里，虽然可能在广泛的范围内发生同样的现象，但是，是以形式上唯意志的方式出现的。在财富占有上的差异，尤其是资本财富占有上的差异，迫使无财产者服从指令，以取得由他们提供的有用补偿的地方，不管是一个富有的家庭主人的指令，还是资本财富占有者的以资本计算为取向的指令（或者由后者指派去使用资本财富的代理人的指令），这就是在纯粹资本主义的企业经济里整个工人的命运。

　　在流通经济的条件下，对一切经济行为的决定性推动力，在正常的情况下，1.对无财产者们来说：a）是迫于为自身及其所承担着供应的个人的“成员”（孩子、妻子、可能还有父母），完全失去供应的风险的压力，b）-在不同程度上-也是在内心适应经济的收益劳动作为生活方式；-2.对于由于占有财富或者（受财富所制约的）具有良好教育的实际的特权者们来说：a）是优厚的收益的机会，b）虚荣心，c）把优越的（脑力的、艺术的、熟练专业技术的）劳动视为“职业”；-3.对于赢利企业机会的参加者来说：a）自己的资本风险和自己的赢利机会，与b）相结合，在“职业上”适应合理的收益，作为1）自己的劳动收益的“检验”，2）对依赖自己指令的人的自治的支配形式，还有，3）对人数不定的众多人的文化上和生活上重要的供应机会的自治的支配形式：权力。以满足需求为取向的计划经济-在激进推选的情况下-，鉴于这些动机，必然至少削弱由于得不到供应的风险而实行的劳动强制，因为在物质供应合理的情况下，计划经济无论如何不能随意让劳动者的家庭成员强烈地遭受劳动者的较低效率之苦。此外，在同样的情况下，它必然会在很大程度上，直至最后完全排除生产企业领导的自治，看不到资本风险，看不到可以通过形式上自治的处置和自治的支配人和生活上重要的供应机会，来检验劳动效益，或者哪怕只有极为有限的自治，来检验劳动效益。因此，除了（可能）纯粹物质的特别的赢利机会外，它主要具有（最广义的）“利他主义”性质的理想动力可资利用，以求在计划经济的需求满足的方向上，取得类似于在赢利经济里的劳动效益，从经验上看，在赢利经济里，以赢利机会为自治的取向，并在生产购买力所渴求的货物的生产方向上，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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