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主编要对相关的领域比较熟悉，否则在选题上可能会出问题。

　　那么，具体来讲，主编应该怎样选择著作呢？这不光是主编个人的眼光问题，还需要借助市场给予的信息。著作其实是一种信用品，我们只有在消费了之后才知道它的好坏，但是，市场还是给了我们一些选择和辨别的机制的，比如作品的市场影响力、作者的影响力以及出版社的影响力等等，市场的评价是一个很有效的筛选机制。所以，在选择著作时，要注意利用市场机制，大体来说，就是看该著作在其本国的影响力；对于比较有影响力的人物，也可以考虑他（她）的新作。（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也会存在国内外的反差。比如在国外畅销的书在国内可能受到了冷落，而在国外一般的书在国内则大行其道。这个也是有原因可查的。）

　　二、译者的问题

　　一个事实是，译者的队伍比较年轻。大家可能都希望有翻译经验、已取得相当成就的人去翻译，但这其实不大可能。因为，一是这批人现在基本上都是作为本学科机构的骨干，科研教育任务相当繁重，没有精力投入。二是他们都已有学术地位，更希望自己尝试写作。三是翻译的收入较讲课、办案低，虽然这个可能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还是会有一定的影响。四是，翻译往往译的的旧有的著作，而一个真正的学者是喜欢新东西的，如果没有什么新的东西，没有挑战性，他们也不愿意把时间花在翻译上。基于这四点制度上的原因，使这些学者在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就不大翻译著作了。事实上也是如此，许多在90年代中期以前活跃的译者现在都很少翻译了。仍然翻译的，也是沿着自己原来翻译的进路。

　　当然，这并不是谴责他们。而是理解他们。事实上，这是他们的理性选择。而且，如果从更广的意义上看，不翻译可能是件好事，他们可能会更多的把精力投入到自己的写作中去。因为法学著作不同于哲学著作，法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真正的法学家，翻译是他的工作的一部分，但更主要的还是应当面对中国的现实问题。终身以翻译为业的，不是一个法学家。

　　还有重要的一点是，他们会把经验传给年轻的一代（事实上是这样的，他们当中的许多仍然关注翻译事业，并愿意帮助和指导年轻的译者）。

　　而且，让年轻人来翻译可能是件好事。让他们在翻译中得到锻炼，培养他们的学术传统，在翻译中成长。这对他们是非常有益的。现在法学界比较活跃的人物，在年轻的时候都有翻译的经历，张志铭在翻译《惩罚与责任》时候，26岁。其他像贺卫方、高鸿钧、梁治平等在翻译他们的第一篇著作时也是在30岁左右。

　　不过，需要指出的时，法学著作的翻译在20年以后很可能会衰弱。现在是法学著作翻译繁荣的特定时刻，正好适应了我们对外国学术传统的吸收过程，另外外语水平不高也是一个因素。但随着外语水平的提高，中国法治的基本形成，翻译可能就会弱化了。而且法治本来就是很有地方特色的，并且保守的，翻译到那个时候便不太需要了。

　　所以，没有必要搞翻译的职业化。

　　三、作者的问题

　　现代的著作翻译是一个群体，包括译者（很多时候不止一个）、校对、编辑等等。翻译的主体发生了变化，群体内部的结构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就要从制度的角度考虑问题。（可适用于其他著作的翻译问题中去。）

　　在这种有组织的活动中，需要关注的是什么样的机制使每个人的学术能力、责任心都能够充分的调动起来，防止冲突和搭便车，使大家的水平保持一致等等。这就是生产的制度结构问题（翻译的制度结构问题）。这个问题的研究是对翻译理论的贡献。

　　在组织化的翻译中，首先要形成一个相对来说较完整的共同知识（common knowledge），对一些基本的术语和人名要有统一的译表。对统一性要求较高时，就要尽量减少民主模式。译者之间最好要有着较好的关系，空间上尽可能的接近，形成良好的交流。负责人要有能力、有权威并愿意负责任。

　　相比之下，集权结构可能比民主结构更好。集权结构可以形成熟人结构的翻译群体，密切的人际关系可以形成自动的执行机制，从而节省组织内部建立制度的成本。违规容易发现，译者也会比较自我约束。

　　当然，信任是一方面，但还需要一些利益、责任和激励机制。否则还是会出现搭便车的情况的。具体来讲，建议以下一些改进：

　　鼓励一个人独立翻译，尽可能减少译者的人数。取消审核者的署名制度，强化责任和激励。

　　尽量不进行大的翻译，尤其是百科全书类的书。

　　废除民主模式中的编委会。（对于翻译工作无益。）

　　培养专业化的编辑。编辑是翻译生产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影响翻译质量的重要变量。

　　结语：从制度的角度看问题。比如中国的综述文章为什么差，也可以从这个角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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