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粹目的合乎理性的进程的“偏离”。例如，在解释一次“股票市场混乱”时，首先要适当地确定：在不受非理性的情绪影响下，行为的结果会是什么样，然后把那些非理性的因素作为“干扰”记载下来。同样，在一次政治或军事行为中，首先要适当地确定：在认识所有的情况和参加者的一切意图，并在选择严格的目的合乎理性的、以我们认为可行的经验为取向的手段的情况下，行为的进程会是怎么样。只有这样，才能在因果上估计其受非理性所制约的偏差。因此，构筑一个严格的目的合乎理性的行为作为类型（“理想类型”），在这些情况下服务于社会学，使它显然易懂，使它-保证合乎理性的-含意明确，便于理解受到种种非理性（情绪、错误）影响的现实的行为，把它看作是在纯粹合乎理性的行为中所期待的进程的“偏差”。在这个意义上，而且仅仅出于这种行为上有的放矢的原因，“理解”社会学的方法才是“理性主义的”。然而，这种程序当然不能被理解为社会学的一种理性主义的偏见，而只能被理解为方法上的手段，也就是说，不允许把它理解为理性实际统治着生活。因为，是的，这甚至丝毫也不说明，在现实中合乎理性的目的考虑在多大的程度上决定着实际的行为，在多大程度上不是。（在不适当的地方，理性主义解释的危险不难理解，不应因此而否定。可惜，全部的经验证明这种危险的存在）。

　　4、对一切行为科学来说，要考虑到非意向的过程和对象作为人的行为的诱因、结果、促进或阻碍。“非意向的”与“无生命的”或“非人的”并不一致。每一件人造物，比如一台机器，都只从制造和应用这件人造物的人的行为（可能有着极为不同的目标方向）所赋予（或想赋予）的意义，才能得到解释和理解；如果没有追溯到这个意义上，它就仍然是根本上不能理解的。因此，其中可以理解的地方是人的行为与此的相关性，或者作为“手段”，或者作为行为者或行为者们内心想着的、其行为赖以为取向的“目的”。只能在这些范畴内理解这种事物。相反，所有的-有生命的、无生命的、非人的、人的-不具有所认为的意向内容的过程或状态，都是非意向性的，只要它们没有与行为的“手段”和“目的”发生关系，而仅仅是行为的诱因、对它的促进或阻碍。13世纪末（1277年）道拉湾（在德国与丹麦交界处的埃姆斯河河口）涨潮决堤，作为引起某些具有相当历史意义的居民迁移过程，（也许！）具有“历史的”意义。一般生命的死亡规律和有机循环，从儿童的束手无策和白发老人的无依无靠，由于人的行为曾经以及正在以这种事实为取向的种种不同的形式，自然具有头等的社会学意义。关于某些心理的或心理-生理现象过程的不可理解的经验规律（疲劳、训练、记忆等等，但是同样地例如，用某些特定形式进行苦行阉割产生的某些类型的精神快感，根据速度、方式和明确性的不同反应的类型的区别等等），组成又一个不同的范畴。然而，这种情况如同在其他不可理解的事物上的情况是相同的：正如实际的行为者一样，理解的观察也把它们作为必须预计到的“事实”加以接受。将来的科学研究也能为意向上特别的行为发现不可理解的规律性，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尽管迄今为止这种情况极为少见。比如，生物学遗传（“种族”）的区别-如果和一旦统计的结论能证明对社会学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态度，也就是说，尤其是社会行为的意向关联的方式产生影响的话-对社会学来说，将被作为事实完全接受下来，正如食物需求的方式或衰老的作用等生理学的事实对行为的影响被接受一样。而承认它们的因果意义自然是社会学（和整个行为科学）的任务：对以意向为取向的行为作解释性的理解，又丝毫不改变它们。它仅仅把某些点上不可理解的事实（如：行为的特定的目标方向频率类型上的相互关系，或者它的类型上的合乎理性的程度，以及头盖骨指数，或者肤色，或者不管什么样的生物学遗传素质），纳入到可理解性解释的动机的相互关系中去，正如它们今天已经存在着的那样（见上文）。

　　5、“理解”可能是：①对一个行动（包括表示一种见解）的所认为的意向作现实的理解。例如，我们现实地“理解”我们听到或者读到的2X2=4这个定理的意义（对思想的合乎理性的现实的理解），或者一次表现在脸部、感叹、非理性的动作中的愤怒的爆发（对情绪的非理性的现实的理解），或者一个劈柴人的或者某一个抓住门把手想关门的人的行为，或者某一个用枪瞄准一只动物的人的行为（对行动作合乎理性的现实的理解）。-然而“理解”也可能是：②解释性的理解。我们从动机方面“理解”那个说出来或写下来的2X2=4这个定理的人的意向，结合着他正好现在和在这种场合下这么做，如果我们看见他正在算一次买卖的账目、做一种科学的演算、一项技术的计算或者其他的行为，根据我们理解的这些行为的意向，这句话“属于”它们的相互关系之中，也就是说，获得一种我们可以理解的意向的相互关系（对动机作合乎理性的理解）。我们不仅从现实中，而且从动机方面，理解劈柴或用枪瞄准，如果我们知道，劈柴者或者为了换取工资；或者为了他自己的需要；抑或他是为了身体的康复（合乎理性的）；或者“因为他在发泄一次激动”（非理性的）；或者出自报复（情绪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非理性的）而采取这个行动。我们最终从动机方面理解愤怒，如果我们知道，它是基于嫉妒、受伤害的虚荣、受污损的名誉（受情绪制约，因而动机上是非理性的）。所有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意向的相互关系，我们把它们的理解看作是行为实际结果的一种解释。因此，“解释”对于一项研究行为意向的科学正好意味着：如，把握意向的相互关系，按其主观认为的意向，一项现实可以理解的行为属于这种意向的相互关系。（关于这种“解释”的因果意义，见6、）在所有这些情况中，包括发泄情绪的情况，我们想把事情发生的主观意向，包括意向相互关系的主观意向，称之为“所认为的”意向（因此在这其中超出一般习惯用语的含义，一般在应用“认为”一词，按照这种情况理解往往只用于合乎理性和怀有目的的行为。

　　6、“理解”在所有这些情况中都是：解释性的把握：a）个别情况下现实所认为的意向（在作历史的观察时）；或者b）一般地或接近地所认为的意向（社会学的大规模观察）；或者，c）为一种经常现象科学构想出来的纯粹类型（理想类型）的（理想类型的）意向或意向的相互关系。这种理想类型的构想，例如由国民经济学的纯理论提出来的概念和“规律”。它们表示，某一种特定方式的人的行为的过程将会如何，如果它是严格的目的合乎理性的，不受错误和情绪的干扰，此外，如果它一清二楚地仅仅以一个目的（经济）为取向。现实的行为只有在罕见的情况下[股票市场]，并且也只能近似地，如同在理想类型中那样进行。[关于这种构想的目的请参阅（我的有关论述，载）《社会科学文献》第19卷第64页等。（《科学论论文集》第190页等），和下文11.]任何一种阐释虽然都力争明确（见第3）。然而一种在意向上哪怕是很明确的阐释本身和为了这种明确特性，还不能说也是一种在因果上适用的阐释。它本身只不过总是一种特别明确的因果假设。a）被假托的“动机”和“压郁”（这首先是说：未被承认的动机），往往正是对行为者本身掩盖他的行为效果的真正的相互关系，以致连主观上真诚的自我表白都只有相对的价值。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学面临的任务是探明并阐释性地确定这种相互关系，虽然它没有，或者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完全地作为具体“所认为的”相互关系被提高到意识里：意向阐释的一种模棱两可的边缘状况；b）在行为者或行为者们的身上极为不同的意向的相关联系，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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