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毁眼、刖足、笞杖、鞭刑、廷杖、兽咬、割乳、火炙等。审讯方式名目繁多，不胜枚举。野蛮和极不人道的酷刑行为，令人一听就会毛骨悚然，是西方社会无法比拟的，她给中国整个社会的正常生活带来无法想象的危害。酷刑的产生与领导人的情感和喜怒哀乐有密切联系，也是整个社会缺乏理性的结果。

　　四、法治要求克服任意性，依理性思维行事

　　在一个还没有完全实现法治的国家，当个体的理性行为加入到一个整体过程中时，往往会因为自身的利益可能变成非理性的。其后果是，如果人人都想个人投机得利，结果大家都会成为输家；人人都想成为刀俎，结果大家一道成了鱼肉；当群体与个体发生矛盾时，往往不是通过法律规则来相互协调，而是以强凌弱，把个人的利益彻底淹没，其结果是每个人的利益都没有得到尊重，甚至掌握权力的人一旦代表集体决策失误时，就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这种后果从经济的角度讲，会导致经济的破坏和生态环境的破坏；从社会的角度讲，会导致社会的动荡，最终还是损害了个人的利益。建国后十年文革的惨痛教训和经济建设中的重大失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出现，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要负主要责任，可参加过这场内乱的每个中国人能推卸这场责任吗？为什么一个人的错误决策会变成一个民族的灾难？道理很简单，就是这个民族缺乏理性的结果。文化大革命是一次非理性的活动。“历史不会重演。变异的历史-‘返祖’的现象却在人类社会中多次的出现过。它并非从前历史的再现，可同以往的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经历过苦难，补平过创伤的中华民族对此的痛感要比其他民族深刻的多。所以，也正是这样的民族发出了由衷的哀叹和心底的呼喊：‘中国不能再走弯路了！’”[22]

　　从思想意识的角度看，思想指导行为，理性的思想推动着人们建立制度。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不是一句空话，是市场经济成熟发展的客观需要，更是中国经济与国际接轨的必然趋势。近几百年来，西方的民主政治、法权体系之所以能够得以健康发展，原因也就在对恶的自觉，通过建立制度来抑制恶性。而肯定人性为善的中国人，以感情处世，由于感情的好坏喜怒无常，其结果只能换来不稳定的社会。按黑格尔说法，西方人充当了“历史理性”的工具。人作为上帝的造物，格外信任自己，信任知识的力量，并凭着自己的力量，用人的理性力量取代上帝的力量，创造出一个天堂般的世界。大众传播媒介的垄断使当代的极权政治对人民的精神奴役和控制远远超过古代任何形式的专制。歇斯底里的政治狂热、普遍的政治无知状态、公民失去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对政治统治者宗教般的服从与崇拜，这些现代的病态政治现象，与人们的非理性因素有很大的关系。只有以理性为基础，建立相应的制度，才能抑制恶性，发扬善性，也才能把书本中的法治变成现实中的法治。

　　从市场经济和入世的角度看，市场经济要求实行法治，法治建设要求国民具备理性思维。“法律的普遍性实质上是一定的人们以自身的理性、智慧为基础，通过立法和法律的方式对社会结构和人们的多色行为世界进行科学抽象的结果。”[23] 理性是感性的升华和结晶，是人类由自然王国走向必然王国的思想基础，是思想的知识化和系统化。韦伯称现代的资本主义为“理性的资本主义”，以区别于其它缺乏或无须进行长远预测和计划、短期的、撞大运式的市场经济，他称后者为“原始的资本主义”。韦伯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正式形成之前，西方社会已逐渐形成了一种理性的法律，对现代市场经济的形成和进一步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反过来，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又促进法律制度的进一步理性化。“法律和市场经济呈现出一种辨证的、互动的、不断理性化的关系和进程。”[24] “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不只是更多的法律和制度，而且需要更多的具有‘形式理性的’法律制度以及社会文化。因此，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我们的社会文化和法律制度是否已具有足够的‘理性’或‘形式理性’来包容、促成和发展现代的市场经济”。[25] 苏力认为，我们的社会无论在经济活动中或法律制度的运作上，都还相当缺乏这种“理性”或“形式理性”。首先，从我国目前市场经济的参与者来看，大部分国有和部分集体由于长期的计划经济的指导和其管理人员组织制度化的因素，相比而言，可能具有较强的韦伯式的“形式理性”或易于发展出形式理性。但这并不一定就能保证其在进入市场后有效运用和发展这一潜在的能力。这就要求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必须赶快与世贸组织规则接轨。而这种接轨首先得从理性思想入手，中国人应在理性的思想指导下，使自己的行为符合法律的规定，即使违反了法律，也要服从法律的裁决，不要再托关系，走后门。司法人员处理案件要依法办事，不要枉法裁决，做出破坏法治的事情来。要实现法治，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要对人们进行理性的教育，使人们的思想意识和知识系统化，观念综合化，思维逻辑化。

　　从法治的发展来看，党的十五大报告把“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报告指出“要健全财产法律制度，依法保护各类企业的合法权益和公平竞争，并对它们进行监督管理”。 1999年宪法修正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如果法制不健全，立法质量不提高；如果不转变观念，不对公民开展法制教育；如果传统的东西太多，甚至顽固不化；如果还是依感情办事，随心所欲，凭喜怒好恶办事，那么，真正意义上的法治还是难以实现。法治代表着一种规范性的指引，而不是个别性指引，它具有连续性、稳定性和规范性的特点，它规定人们的权利、义务和责任。法治不是人们感情冲动的产物，它是人们沟通理性的体现，并在理性的指导下，人们相互尊重，相互交换意见，进行协商讨论，大家都遵守以理服人的准则，摆事实讲道理，唯理是从，以“理性”的方式达成共识，求同存异，以共识来形成共同的活动，彼此合作，以法的方式来治理社会。要实现以法治国，应深入开展普法教育，增强全民的法律意识，尤其是国家公职人员、法官、检察官以及律师的法律意识，树立法律的理性，正确运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利，履行好职责，自觉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提高依法办事的能力，使法治建立在坚实的群众基础之上。

　　在当代中国，法律规定的事情和生活上发生的事情之间的不一致是存在的。这就是不依法办事、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究其原因，主要还是依感情办事，依感情的深浅去选择是否依法办事、缺乏理性。而中国要实现法治，应少一点口号和狂热，多一点冷静，使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逐步树立起依法行政的意识，使行政活动逐步纳入法治责任状态，杜绝拍脑袋决策，拍胸脯保证，拍屁股走人和错了也无从约束与制裁的现象发生。这些非理性的做法，影响着中国法治的实现。

　　理性把法律视为一个独立的系统，并致力于维护法律体系内部的逻辑一致性。现代法治社会要求，理性不仅应体现在立法、执法、司法和法律监督等方面，还应体现在全体公民的日常社会生活之中。具体就是，享有立法权的机关首先要理性地立法，既要注意法的系统性、连续性和稳定性，又要注意法与社会生活的统一，避免立法的随意性。其次，政府的行政活动既要遵守行政合法性原则，也要遵守行政合理性原则，保证行政工作的相互协调和配合。再次，司法人员要提高自己的素质，培养理性执法的思想，避免执法过程中的感情用事和其它不利因素的影响，保证执法的公正性。此外，全体社会成员应不断转变自己的观念，实现由传统的臣民意识向公民意识的转变和由依情感办事观念向依法办事观念的转变，学会正确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避免遇事动辄就是托关系走后门。因此，法律需要造就一种理性精神，只有在理性的基础上，法治建设才能进一步实现制度化、规范化和长期化，才能实现社会主体各行其是，各负其责，行政行为要遵守行政行为的规则，民事行为要遵守民事行为的规则，市场行为要按市场规则办事。国家机关扮演好经济活动规则的制定者和仲裁人，充当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服务提供者和宏观经济的调温器，做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角色定位，做好协调工作，充分照顾各方利益，权衡利弊得失，同时社会组织和个人做好自己的运动员的角色定位，并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来监督权力和制约权力，大家共同努力，使中国成为真正的法治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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