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于理性的培植。希腊人“既具热情，也有理智；精神健旺，所以能永保自由，对于政治也得到高度发展。”[10] 国家为了抵抗外国的侵略，各国必须保持一定的兵力，而兵源主要来自本国的公民，公民和战士原本就是一体的，国家为了安全，就必须保持一定的公民人数，并且给他们一定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由于海上交通的便利，希腊的商业得以繁荣，商人们一旦有了钱，便要求同旧贵族们分享政治权利，从而使整个社会朝着民主的方向发展。雅典民主政治的要旨是“主权在民”，每个公民对于国家事务都有议政参政的权利。国家一切重大事务都由公民会议表决通过，任何个人不得违背公民的意志而自行其事。随着社会的继续发展，他们并不满足于这一初始条件，而是根据自己特殊的地理条件和历史特点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文化。黑格尔曾将东方的古代文明排斥在历史之外，认为只有到了希腊时代，人类才真正进入了历史状态。这种认识有失偏颇，但也有一定的道理。东方文化长期处于专制主义的统治之下，理性未曾进展到“自由意识”的程度，而希腊世界之所以进入了历史状态，根本原因就在于这是一个理性的世界，人类精神第一次得以展示和发扬。他们是第一批对人生真正作过哲学思考的人，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求得应得到的东西。尽管当时神权居于统治地位，但理性的精神仍得以发扬，神的作用并不重要。

　　罗马人是一个务实的民族，罗马的文化是受希腊文化的影响才发展起来的。罗马人重视法治，并形成一种法的理性精神，其成果就是法律体系的健立和政治设施的健全和理性化。罗马法是法典化的体系，是后世法典编纂的楷模，罗马法的法典编纂及其理论体系是以高度的理性思维为其基础的。罗马法精神中的理性主义首先表现为法典化。法典自身就是高度理性的体现。罗马人对私法的贡献就在于他们对私法权利的高度抽象和理论思想。罗马法中的理性主义还表现为对法律制度的高度抽象概括。罗马法中的理性主义还表现为重视法学家的作用。罗马的民主制度比希腊的更为健全，表现为国家机构的设置民主化和法制更为健全。法律表面看来是冰冷的，但所蕴含的却是人的理性追求，体现的是对人权和人道的尊重。法律保护的重心是私人的权利，而不是公权利。法律就是确定权利和保护权利。“在对法律的理解方面，罗马人没有过多表现出烂漫主义的激情，而是更多地表现出现实主义的理性，他们总是把自己关于法的理想与法的现实联系在一起。……在法治思想方面，罗马人与希腊人不同，希腊人留下的是系统的法治学说，而罗马人留下更多的则是法制的精神和若干原则。”[11]

　　希腊和罗马的民主政治不同于东方的专制主义政体，其原因在于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公社是城市共同体，而不是乡村共同体。以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理念建立起来的民主法律制度对于西方民主政治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开创了西方历史上民主政治的先河，为近代西欧各国提供了好的传统，也为近代西方民主政治提供了良好的意识形态基础。“西方文化是由希腊的理性和艺术、犹太的宗教、罗马的法律汇合而成。”[12] 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法治思想中的自由、平等、权利等基本理念不仅仅是希腊人奠定的，也是罗马人奠定的。它们把法律与理性结合起来，协调一致，影响和扎根于所有人之中，始终如一，永恒不变，深深影响着后人。

　　在中世纪，尽管基督教教会利用在政治上的优势地位和精神上的控制权把整个欧洲的思想文化禁锢在神学的牢笼中，但是基督教的独断并不能完全阻挡人们对罗马文明的怀念之情和对新的世俗生活的向往。中世纪基督教的政治理念和政教分离的政治实践，为近代的民主思想和民主政治奠定了基础。“在教会看来，政治统治的基础不是武力，而是一种天意的法则。这种法则是与一种道德观念、一种精神力量，即公理、正义和理性连在一起的。”[13] 基督教是整个中世纪的西欧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一切人都必须信仰上帝，敬畏上帝和服从上帝。上帝的存在，弥补了国家权力和世俗道德规范在人际关系中的缺憾。为了不使世俗的统治者侵犯教会的权威，倡导神权高于王权。由于神权高于王权这一信条被人们所普遍认同，以致在中世纪的西欧，最高统治者并不是各国的君主，而是罗马教皇。神权制约着王权，这不仅在于它对于王权的制衡功能，而且还在于由于此种制衡，便利了其他民主力量的产生和壮大。基督教对西方民主政治的影响，是近代西方“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直接的理论来源。此外，基督教为了贯彻上帝的原则和规范社会秩序，建立了系统的法权体系，也为近代民主政治的实施找到了理论上的根据。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既是上帝信仰的核心内容，也是民主政治的人性基础。基督教对平等思想的强调，必然导致法学领域的变革。基督教的许多观念和仪式都有助于人们的民主与法制观念的形成和内化。市民社会兴起后，由于特有的社会结构和经济关系，人们最不可缺少的需要个人自由，这就引来了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启蒙时代的哲人普遍感觉到一股新的力量，通过各种形式流布于社会，他们称之为‘理性’。正是这股理性化力量，把西方社会带入现代的纪元。正如卡尔西指出的，理性成为这个世纪的中心点和统合点，它表达了这个世纪的人们梦寐以求的，而且实际上已获得的种种成就。

　　文艺复兴的思想贡献就是“人的发现”，它赞美人性，崇尚人格，重视人的价值，提倡人的个性发展，肯定人的世俗权利。这是一个从基督教的神学理性到近代科学理性跨越的鸿沟。文艺复兴“是把希腊人和罗马人对法的共同理念和信念，即关于法律与正义、法律与理性、法律与权利等之间关系的思想，以及社会应当建立法律统治的思想等等告诉人们，让人们恢复或重建对法的信任”[14] 发扬人类理性，反对精神独裁，这也是十七世纪哲学的基本精神，新教在信仰方面提倡个人独立思考和理解《圣经》，不要盲从教会权威，并认为理性可以限制盲目崇拜，可以控制、约束色欲、肉欲或情欲。信仰和理性并不矛盾。

　　科学需要理性思维，十七世纪以后最具近代意义的是科学理性的发扬。它为后来的科学发展奠定了方法论的基础。而且，科学理论得以发扬的最根本之处则是一种科学世界观的形成。科学的发展，给人与人的关系打上了技术理性和价值的烙印，改变了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形成了带有价值倾向性的社会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体现了以人为中心价值世界。科学尊重理性和经验事实，反对盲从。近代科学理性，激励了人们求知的热情，以及对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理想的维护。科学的发展，也带来了近代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在科学理性的支持下，孟德斯鸠和卢梭将民主政治的理论引向自由平等的层面，以“天赋人权”展开对封建王权的斗争。十八世纪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所构建的政治哲学，为以后人类健康的政治生活提供了基本的原则和精神。如，人人平等，是基督教的理论贡献，近代思想家将这一观念直接引入世俗的政治领域，为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奠定了学理上的根据；个人本位，近代社会强调以个体为本位，重视个人的价值和权利，每一个体都有独立的人格和权利，都应得到社会的尊重和保护，同时每一个体都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做到权利和义务的统一；财产法权，近代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是财产的私有制，资产阶级思想家将其作为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思想自由，它是近代民主政治理论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民主政治的保障。思想自由的重要性就在于人是理性的动物，会思想，有自由意志。争取思想自由，是近百年来人类争取政治民主的主旋律；权力制衡，如何实现平等自由，实现民主，那就是分权，启蒙思想家的基本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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