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是滥用权力是一种普遍的政治现象，也为人性之恶所决定。任何对权力的贪求和把持都不仅仅是出于对权力本身的追求，而是追求权力所带来的物质利益。因此，只要掌权者可以为所欲为，没有限制，权力就必然会导致腐败，会给全社会带来灾难性后果，治理的办法就是限制权力，以权力制约权力。在人们看来，理性是最高的权威，是大法官，任何事情都得经过理性的裁决。

　　西方的民主政治，从古希腊到近代社会，都具有“天人相分”的思维模式，具有科学理性。希腊科学的理性成分，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彻底同神话和巫术划清了界限，还有就是建构了相对成熟的科学认识方法，对近代的哲学和科学产生了重大影响。正如上面所讲，宗教与科学既有对立的一面，也有统一的一面。宗教既阻碍科学的发展，但同时宗教需要科学与哲学为之服务，教会在抑制科学的同时又鼓励科学的发展，而且，信仰的热情也促进了科学事业的发展。彼此间有着内在的学理的一致性。

　　新人道主义所产生的以人性和人道为核心的理性，为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和治国方式找到了理论依据。德国的法治国是一种以理性为基础的治理，而英国的法治主要是一种司法理性形态的治理。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上半叶，西方的理性更为精致化，并形成两座理论高峰，一是黑格尔的理性主义，二是孔德的实证主义。黑格尔则侧重于对理性作思辩的认识与阐释，孔德则侧重于对理性作科学主义的把握。两人的共同点是，将理性之光照射人类活动的各方面，并试图各自建立起系统的理论大厦。黑格尔对理性的推崇，是借用柏拉图的学说和基督教神学的基础，凭着自己的思辩，建立起一套庞大而体系化的哲学。他认为：“哲学用以观察历史的唯一的‘思想’便是理性这个简单的概念；‘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因此是一种合理的过程。”[15] 历史是“理性”的展开和实现。孔德用科学理性解释一切社会现象。在他看来，科学就是一个整体，各门具体的科学不过是这一整体“唯一的树干上分蘖出来的不同的分枝”。康德使理性达到多元化的地步。可以说，十九世纪的宗教是以理性为基础和原则的，理性不仅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一面，它还有为世界立法的一面，这对于稳定人心和信念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十九世纪中叶以后，虽然由尼采等人掀起了非理性主义的巨浪，西方的文化思潮与哲学对黑格尔理性主义和孔德实证主义的批判，理性主义失去了昔日的光辉，但其影响犹在，理性精神仍在政治领域得以保存。它为西方整个历史和法制过程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是西方法制过程的精神支柱和基础。

　　另外，从西方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看，也含有理性的成分。闵采尔提出了一种“千载太平天国”的理想模式。莫尔的乌托邦在政治上奉行民主选举制，国家大事的决定权在元老院和公民大会两级民主机构。教育和学术既有自由，又有严格的纪律。康帕内拉的理想社会，是基督教的“天国”、柏拉图的“理想国”和人们观念中原始“黄金时代”的掺合物。他认为，理性就是自然规律，也是“上天精神”，而理性的生活也就是依照自然规律而生活。在他看来宗教是与贯穿着认识、意志和爱神结合起来的统一体。理想的社会就是借助理性之光的指引，使人们重新回到自然状态去，重新享受“黄金时代”的自由与平等。十七世纪以后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最著名的有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的思想，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形成具有重大意义，曾得到恩格斯的高度评价。他们力图说明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对资本主义制度加以揭露和批判，对未来的社会作了设想，试图通过自己的理论构造一个新的世界，以达到人人平等的理想。但由于当时社会历史条件和他们从理性或人性善出发，因而反对革命和政治斗争，把新社会实现的希望寄托在统治者的明智和天才人物对这种思想的宣传上，企图用和平的办法来改造社会只可能是一种幻想。马克思、恩格斯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创立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从而使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由于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崇尚理性的社会，科学理性既是一种思想方法，更主要的是一种时代精神；既是一种新的经济关系，也是一种新型法权体系。马克思“试图推翻资本主义社会，但其批判性的文字又帮助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调节。他给资本主义看病，找出其症结，写出病历分析，并宣布其病症无药可救。而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根据他所写的病历分析，却开出了救治的药方。资本主义能有今天的繁荣和稳定，最应该感谢的是卡尔。马克思。”[16]

　　三、中国古代人治的历程：非理性

　　在西方人的眼中，法是很严肃甚至可以说是很神圣的，他们视法律为维护社会安宁和保障人权的有力武器和根本手段。但在中国，法律是统治阶级专政的工具，君权神圣，法律是权柄。几千年的中国人治历史充分说明了，天人合一的思维与内圣外王的自信，非但没有营造出太平世界，反而成了一切文化与政治弊端的根源。“若将全部权力赋予一个人，所造成的却是奴役，而非和平。”[17]

　　1、封建社会的中国人是从来不相信法，只敬畏执掌法律的人。执法的具体人代替了法律本身，而且由于统治阶级内利害一致，常常是官官相护。中国的法从先秦到满清都是君主制定，臣民遵守，是专制老百姓的，对统治者没有约束力，特别是对于君主。按照儒家的经典表述便是“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既可纯洁人心，又可和谐社会。本来，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快乐、平静、和平和美好生活的权利和自由，但在中国传统的观念里，法律是最高统治者的创造物，是君主权力的象征，君主不仅是造法的机器，而且是法律的化身，权利和自由又从何谈起。中国的历史进程也确实证明了这一点。中国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是以它对广大个体小农的残酷压迫、剥削及其超经济强制为基础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象古代中国这样，在几千年的历史中，政治权力一直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支配一切、主宰一切的巨大威力，它支配着社会的资源、资料和财富，支配着农业、商业和文化、教育、科学技术，支配着一切社会成员的生死和得失荣辱。整个社会的所有臣民及其活动，都不同程度地受君主的支配，围着君主运转，君主具有绝对权威，他个人的好恶成为社会的价值标准，人们的命运取决于君主的喜怒好恶，皇帝无限的权力，国家财力、物力的高度集中，这既可以用这种力量来干好事，给社会带来福祉，也可以用来干坏事，给国家和社会带来灾难。皇帝一个人头脑发昏，全国人民就得跟着倒霉，一个人的错误导致整个民族的灾难，整个国家没有一点办法来阻止这种错误。君主集权制度造成了周期性的社会动荡，造成了一代王朝的兴亡。中国如此周而复始频繁发生的惨烈社会巨变，不是喜剧，而是悲剧。非常遗憾的是每一次革命都没有给国家、民族带来光明的前途，而是结构和性能与旧体系几乎没有差别的新的君主专制体系。

　　2、农民起义者在起义时曾提出过“等贵贱、均贫富”、“均田免粮”、“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无处不均衡、无处不饱暖”等美丽动听的口号，但革命一旦成功，权力一旦到手，他们的政治活动和政治设施又成了他们用来维护自己、压抑摧残百姓的工具。因此，中国革命虽多，并没有给中国百姓带来什么好处，相反，却给社会和民众带来一次次人生浩劫和生产力的大破坏。君主专制排斥民主性，这就使得君主在处理政治、经济等各种问题时具有明显的偶然性和随意性。君主专制政体制造了素质相当低的民众，从而消融了制约君主的社会力量，这又为君主进一步的肆虐开辟了道路。一个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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