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程序之优化》（中国法制出版社，1996年）、《程序理念与程序规则》（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刘荣军《程序保障的理论视角》（法律出版社，1999年）。

　　[79] 或许还有人要在这里对现代法治本身的信仰性提出一个明知故问、操作读者时差的质疑。对此我在拙稿“宪政的复权”《二十一世纪》第47期（1998年）业已给出了答案∶“信仰形成机制的实质在于、人们与其说是相信法律本身，毋宁说是相信法律被广泛信奉的事实状态，或者说是相信那些信奉法律的人”（7页）。正是出于同样的考虑，我在“法律职业的定位”《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第二节中指出了在存在科举信仰的文化氛围里通过法律职业的专精化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威信来建立对现代法治的信仰和信心的可能性（69页以下）。这种仅以法律职业群体的社会威信为支点的法治信仰机制与承认价值取向多元化并不矛盾。 [80] 详见拙稿“数位时代与法网的重新编织――信息技术在中国司法改革中的作用”《法社会学》第54号（2001年）222－235页。

　　[80] 详见拙稿“数位时代与法网的重新编织――信息技术在中国司法改革中的作用”《法社会学》第54号（2001年）222－235页。

　　季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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