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2-143页。

    [9] 同上注。

    [10] 参见上书第64页。

    [11] 参见上书第65页。

    [12] [美]黄仁宇：《大历史不会萎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28页。

    [13] 《史记。商君列传》[14] 柏杨亦认为，秦帝国在秦始皇死后迅速的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乃是其子二世和宦官赵高的无能，他们对其政权赖以存在的政治基础和官僚系统的过度伤害使帝国迅速失去一切经济上的和政治上的支持。详见柏杨：《现代语文版资治通鉴——第三卷，楚汉相争》，中国友谊出版社1988年版。

    [15]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2-111页。

    [16] 详见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转引自陈弘毅：《法治、启蒙与现代法的精神》，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8-102页。

    [17] 同上注。

    [18]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2-111页。

    [19] 同上注。

    [20]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2-111页。

    [21] 详见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转引自陈弘毅：《法治、启蒙与现代法的精神》，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8页。

    [22] 详见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转引自陈弘毅：《法治、启蒙与现代法的精神》，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8-102页。

    [23]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2-143页。

    [24] 刘作翔：《法律文化理论》，商务印书馆1999处版，第242页。

    [25] 详见田有成：“中国农村宗族问题与现代法在农村中的命运”，转引自刘作翔：《法律文化理论》，商务印书馆1999处版，第254-255页。

    [26] 详见吴重庆，单世联“经济发展与农村社会组织关系的变迁，转引自刘作翔：《法律文化理论》，商务印书馆1999处版，第254-255页。

    [27] 详见刘作翔：《法律文化理论》，商务印书馆1999处版，第249-250页。

    [28] 此观点为梁治平先生所持有，梁也对当前一些学者的治学态度提出了批评：法律家们为自己建立的法律帝国的扩张而欢欣鼓舞，却从不反省自己的立场，他们鼓吹“权利”，“法治”却不了解法治的含意（对中国的意义），不问我们要什么样的法治，以及怎样来实现他们的这一构想。此外黄仁宇先生也认为这些来自西方的概念都是一些抽象的观念，务必通过每个国家的地理历史上的因素才行得通。参见[美]黄仁宇：《大历史不会萎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1页。

    [29] 在此也有学者类似的认为：不是所以文明形式中的人们都向往和追求现代化所提供的效率和舒适。参见尹伊君：《社会变迁的法律解释》，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27页。哈耶克说，自由并不必然导致幸福。同样“进步的”并不就是合理的。

    [30] 对此中国与西方的差距问题，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并不是落后迟慢与西方，而实是因为中国与西方走了不同的道路，中国与西方并不是同一铁轨上一快一慢的火车，中国若不与西方文化接触，纵使再经三百年，五百年，一千年，也不会发明轮船，火车，科学方法与民主概念，这种观点对于我们今天的人们扎根中国现实，研究中国问题亦还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详见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0-55页。

    [31] [美]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一卷、邓正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页。转引尹伊君：《社会变迁的法律解释》，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424页。

    [32] 苏力：“变法，法治及中国本土资源”，载于《中外法学》1995年第5期。

    [33] 尹伊君：《社会变迁的法律解释》，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427页。

    [34] 前段时间，我在武汉的街头看到开车的人们都系上安全带了，而这种现象在去年新《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颁布实施以前却很不常见，开车的人们基本不系安全带。这种转变固然是因为新的交通安全法对不系安全带的行为的处罚力度加大而造成的，但是这种因为强制而使人们在行为上的转变如果经过长时期的适应也许会变成人们的一种自觉行为。

    [35] 陈弘毅：《启蒙与现代法的精神》，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8页。

    鲍必功

上一页  [1] [2] [3] [4]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