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遭侵害被否定，导致法本身遭侵害、被否定，因此保护主张个人的权利也就是在保护和主张法。权利主体为权利而斗争，由此这将获得多么伟大的意义啊！因为对权利寄予关心具有如此普遍意义，所以与理想的顶峰相比，纯粹个人领域（无见识者把它看成权利斗争的惟一动机），其个人的各种利益、目的、热情的位置处于何等低下！

　　许多人或许要这样说，此顶峰位于至高之处，只有法哲学者才见得，因此不会有人为这一法理念而提起诉讼。为反驳此主张，请允许我谈一谈罗马法。在罗马法这一理想感觉的现实性在民众诉讼（actiones populares）制度中极为明显易见。因此如果在现代将这一理想感觉拒之门外的话，则不能说我们对现代是公平的。亲眼目睹恣意行为压制权利而感到激奋、道德愤怒的人们，无论谁都拥有这种感觉，因为在自己遭受权利侵害所引起的感情之中，尽管混入了利己的动机，但那种道德愤怒完全可以从支配人们心灵的法理念的道德力量中找到根据，即它是对亵读权利的强有力道德性质的抗议。因为法感情是由自身产生的极其美妙、感人至深的证言——它无论是对心理学者的观察还是诗人的创作力同样地富有勉力，是有益的道德创造物。据我所知，在人的内心中，如此突然地引起这般强有力变化的激情尚无它种。众所周知，即使极其敦厚的具有姑息迁就性格的人，由此有可能进入人从未经历过的感情激烈状态——这正是触动了他们自身中最高尚、最深藏的内心的证据。这是道德世界上发生的暴风雨现象，其发生是突如其来、间不容发、激烈异常的，并且象暴风雨一样横扫一切，依靠顺流而下的不可抗拒的道德力量，其形式气宇轩昂，并且充满威严，同时在冲击和效果作用下从容而庄严——这是世界与权利主体两者的道德净化。当然，权利主体有限的力量当碰上支持恣意行为而拒绝支持权利的制度时，将粉身碎骨。此时，暴风雨将捣毁掀起风暴者自身，等待他的正如后述，或是由法感情被侵害所带来的罪犯命运，或是因软弱无能而蒙受的不法侵害，成为遗弃到他心灵中的荆棘，在道德上流血，对法丧失信赖，落得比前者命运好不多少的悲剧命运，两者必居其一。

　　然而，对法理念的亵读和侮辱比对一人身上的侵害更令人感到痛心之至。虽然不是自己的利益，却能象自己的事一样为被压制的权利而竭心尽力的人，正是这种理想的法感觉——正是这种理想主义，才的的确确是高风亮节者所拥有的特权。但深居不法侵害之中只顾自己，与理想主义的发扬广大无缘的冷漠的法感情，充分理解我前面证明的具体权利与法的那种关系。对此种关系我在前面刚刚概括为这样的命题，个人权利就是法本身，对前者的侵害或主张也同时是对后者的侵害或主张。这一思考方法尚未被法学家们知晓，这听来有些似是而非，但是事实。依法学家们的观念，在围绕具体权利的争执中，法律本身完全不受影响。争执的焦点不是抽象的法律，而是变化为具体权利形式的法律，换言之是法律的影像。所以对法的影像无论怎样争执对法本身都将无直接损害，就是这个道理。我虽然承认这一观点在技术上。法学上的必要性，但并不妨碍我肯定与之相反观点的正确性，即将法律和具体权利并列置之，对后者的侵害将视为对前者的侵害。这对于偏见的法感情，后一种观点比前一种观点更能容易接受。我提出的更有力的证据是，德语和拉丁语两者中蕴涵这一观点的有特色的成语，即当诉讼时，在德语是由原告“法律被召唤”（gesetz angerufen），而罗马人把诉讼称为“法律的实行”（legis actio）在法律本身成为关注的焦点，在各种场合下必须裁决的是围绕法律的纷争——这种看法尤其对理解法律诉讼（leqis actionen）这一古罗马的诉讼制度具有极其重要意义。因此，依这种观点，为权利而斗争就是为法律而斗争。在纷争中，问题不只是我所谓的影像即该权利主体的利益，由法律具体化的各个关系被法律之光快速捕捉定影，即使不触动法律本身，它也可能破裂损坏，而且法律本身也遭轻蔑、遭践踏，因此只要认为法律不应是无足轻重的游戏和空文，就必须自己主张——与被害者的权利同时崩溃的是法律本身。

　　我的这种思考方法可以简捷的称为法律与具体权利的一致，它是在把握两者关系的核心而再现出来的，对此我已评述于前。但尽管如此，它决不是那么深远的，这一思考方法未被露骨的利己主义所理会，他们不愿接受任何高尚的见解。反过来看，正是该利己主义才能更明白地理解我的这一思考方法。因为把国家拉上作为自己纠纷中的朋友，正符合其利益，并且由此，利已主义本身无所知无所求地超越自己和自己的权利，权利人被提升到法律的代表者的高度。真理无论到何地都是真理，即使权利主体只是从一己利益的狭窄视角来认识、拥护。为割下安东尼身上的一磅肉而驱使夏洛克走上法庭的是憎恶和复仇心，但从诗人让夏洛克说出的台词中看，不管是从他口中道出，还是从别人的口中道出，无疑同样是真理。夏洛克道出的台词是被侵害的法感情超越时代和国家差别的内心独白，权利归根结底必须是权利，这一确认牢不可破。他所代言的不是他个人的事，也包括法律在内，表现出他精神的高尚和庄重。“一磅肉”，这是莎士比亚叫他说的。

　　“我问他要的这磅肉是我花大价钱买的，它属于我，快给我，如若不然，我要诉诸国法！威尼斯城邦的法律等于一纸空文吗？——我要求法律，——我有证据在手。

　　“我要求法律”（ich forore das gesetz），诗人在上面的四个单词中，用了任何一个法哲学家也未能确切表达的方法，淋漓尽致的描绘了主观意义上的法和客观意义上的法的真正关系以及为权利而斗争的含义。目这数语道出的瞬间，案件从夏洛克主张个人权利急转为涉及到了威尼斯的法律，将这数语道出之时，这个男子汉表现出多么力量强大，威风凛凛！谋求属于自己的一磅肉的犹太人在此已并不存在，扣开法庭大门的是威尼斯法律本身——因为他个人的权利与威尼斯的法律是一体的，他个人权利丧失的同时，威尼斯的法律本身也将崩溃。在以卑劣的机智使他的权利化为乌有的判决重压之下，他自己现出破绽，他遭到了背后的猛烈嘲讽，意志消沉，垂头丧气，摇摇晃晃地离去，不能不使人想到，在他败诉同时，威尼斯的法律屈服了。狼狈败下阵来的不是犹太人夏洛克，而是无望地谋求法律庇护的处于最下层社会的中世纪的犹太人典型形象。夏洛克命运的无可逆转的悲剧并不在于法排斥了他，而在于作为中世纪犹太人的他怀有对法的信仰——仿佛基督教徒那样一一对只有法官一人所持有的不被任何情况迷惑、确定不移的法的信仰。中世纪的犹太人被缚刑场，败局如青天霹雳降临到他们头上，迷惘被驱散，赋予自己的权利又被骗走，他终于领悟犹太人被置于法律的保护之外。

　　谈到夏洛克，令我想起了另一个形象，即海因利希·冯·克莱斯特在同名小说中所激情洋溢、栩栩如生描写的米歇尔·克尔赫斯这一充满诗意的历史形象。夏洛克意气消沉退下场来，他的力量被摧毁，毫无抵抗地服从判决。米歇尔·克尔赫斯却不然，为了回复被以极其卑劣的手段冒犯了自己的权利，他想尽办法不择手段。枉法的官方审判行为堵死了他的法律救济之途，审判官直至最高代表者的领主完完全全公然地站到了邪恶那一面。“做为人若被人蹂躏，尚不如狗”这种对强加于自己的枉法裁判之无限这样“拒绝给予我法律保护的人把我放逐成荒野愤怒占据了他上的野蛮人，分明是让我拿起棍棒来自己保护自己”。他的决心坚定不移。他从腐败的审判官手中夺回沾满污垢的宝剑，举国上下笼罩着恐怖的惊愕，腐朽的国家摇摇欲坠，令宝座上的国王战栗不安。激励他的不是复仇者粗暴的感情。他不会成为卡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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