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second printing）。 V.I， p.24-25.

　　「22」Max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 Guenther Roth  Claus Wittich e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second printing）。 V.I， p.36.

　　「23」Max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 Guenther Roth  Claus Wittich e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second printing）。 V.I， p.33.

　　「24」 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先验现象学》，第461页。转引自：倪梁康（1994），《现象学及其效应－胡塞尔与当代德国哲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131页。

　　「25」 在《经济与社会》中，韦伯分析了藉由“一般化”（generalization）和“体系化”（systematization）而构筑起来的法律科学的世界。这个世界建筑在这样五个公设（postulates）的基础之上：“第一，每一项具体的法律决定都是某一抽象的法律命题向某一具体‘事实情境’的‘适用’；第二，在每一具体案件中，都必定有可能通过法律逻辑的方法从抽象的法律命题导出裁决；第三，法律必须实际上是一个由法律命题构成的‘没有空隙’（gapless）的体系，或者，至少必须被视为这样一个没有空隙的体系；第四，所有不能用法律术语合理地‘分析’的东西也就是法律上无关的；以及，第五，人类的每一项社会行动都必须总是被型构为或是一种对法律命题的‘适用’或‘执行’、或是对它们的‘违反’，因为法律体系的‘无隙性’（gaplessness）必定导致所有社会行为的没有空隙的”法律排序“（legal ordering）。”（ Max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 Guenther Roth  Claus Wittich e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second printing）。 V.II， p.657-658）这五个公设是西方近代法律思维方式的主要特质，当然也是潜藏在主流法律解释理论中的基本预设。在我国试图实现法制化的过程中，这些公设被未加反思、甚至未被意识地（unconsciously）接受了。

　　「26」参见：Shcutz （1962）， Alfred： Collected Papers， vol. I， The Problem of Social Reality， Edited and Introduced by Maurice Natanson， Martinus Nijhoff.。

　　「27」参见：Habermas （1995）， Jurgen： Between Facts and Norms： Contributions to a Discourse Theory of Law and Democracy， translated by William Rehg， Cambridge： MIT Press.

　　郑戈

上一页  [1] [2] [3] [4] [5]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