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分配制度，为防止监事会对公司经营的介入影响董事会独立行使职权，故德国股份法第111条第4款规定，原则上不得将业务执行移转于监事会。但公司章程或监事会可以规定某种业务只能在取得监事会同意后才能进行，此一条款为监事会介入公司经营提供依据，是为监事会「特定经营事项同意权」，又称「批准权」[47].然而为保证董事会的经营权限与监事会监督职能相互独立，法律另规定补救措施，即如果监事会拒绝同意董事会进行特定业务的决议，董事会可以请求由股东会作出同意进行对这类业务的最后决议。股东会作出的同意决议需要得到投票数四分之三以上多数的同意。公司章程亦不能规定另一个多数决，亦不能规定其它的要件。故监事会虽有特定经营事项决定权，但其介入公司经营的权限有限，仅是拥有对公司某些重大、特定业务执行的权限[48].从诸多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会须报请监事会同意的特定经营事项包括：（一）公司扩充新的重大业务项目；（二）设立或撤销下属公司；（三）重要生产部门的设立、撤销与合并或迁移；（四）对相关公司采取对本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对策；（五）超过监事会规定的巨额投资、借款、放款或重要经济担保；（六）买卖房地产；（七）指定公司全权代表；（八）重大法律诉讼；（九）职工工资、福利及其它补贴的重大变动[49].

　　九、代表公司权

　　公司的代表权属于董事会，但在特殊情况下，监事会代表公司，例如董事与公司之间发生诉讼时；根据德国股份法第112条规定：「监事会在诉讼上和诉讼外代表公司，对董事提起。」即董事行为若对公司造成损害，监事会得以公司名义，向法院对董事提起损害赔偿之诉，请求董事违反经营管理责任之损害赔偿。

　　伍、结论

　　德国在19世纪宗教组织的影响下，本来就有共同决策的传统观念，后来为限制德国革命力量的扩张和平息20世纪70年代的罢工，德国以立法方式，提供职工参与公司经营之机会，制定「共同决策」（Codetermination）制度的法案，逐步放宽限制，积极落实「企业民主」（Industrial Democracy）之精神；企业由于筹凑资金渠道有限，留存工人养老金作为公司资金周转，职工相应被给予公司治理的权力作为回报，因此强化共同决策制度的运作。在德国政治集团的斗争非常注重党派而非个人的民主选举，使本能要求削减大银行控制权力的公司经理和小银行不能在公司具有重要的发言权。所以德国这种意识形态[50]、政治结构、和国家发展的历史决定德国公司治理结构的模式[51].

　　德国监事会的作用比较独特，类似于英美等国公司的董事会，是由股东会选举产生而为公司股东（资方）与职工（劳方）利益的代表机构和监督机构，其主要职责包括决定公司的基本政策、任免董事会成员、监督董事会工作、决定董事会成员报酬等等职权。但实际上监事会并未行使这么多权力，其本身并不作决策，只是作为一个身居要职的监事对董事会与管理阶层实行泛泛控制的监督权[52].故有学者不断提出建议与批判，认为德国公司的监事会在很大程度上也只是发挥着一种装饰性的作用，第一、监事会的成员（监事）人数虽然众多，但多数监事对该公司之本业并不在行；第二、监事会会议的召开次数较少，每年大约四次左右，很难发挥应有的作用；第三、监事常身兼为银行家或银行代表，不但本身极忙，且有利益冲突问题，能否有效发挥监督功能；第四、银行征信是否确实，公司是否因有银行为靠山而未能充份发挥效率[53]；第五、监事会对董事会的提案虽具有否决权，亦即职工监事在维护劳方职工权益和审批公司经营决策方面，确实享有一定表决权，但终审权却仍然掌握在股东会手中[54]，而股东会又往往操纵在控股股东手里，终究衍生控制公司者与制衡机制者之间的权力斗争与对抗。德国股份法赋予监事会的数项职权，其中以监事会选任董事之方式，对于监察权之行使具有重大意义。若股东会任命监事会成员（监事），或监事会成员（监事）当选须依靠大股东或控股股东（身兼经营董事或高级管理阶层）之力量，则易产生行政经营权凌驾监察监督权之情况，如何期望监事会发挥其功能，揭发公司弊病，保障公司及股东之权益[55]？此为公司历来治理机构之制衡盲点。德国学者主张「制度性研究途径」（Institutional Approach），认为公司治理结构是由公司机构和组织机制、干预权与控制权行使过程所构成的一整套制度；其功能在于解决公司内部具有不同利害关系的各个利益群体之间所发生的利益冲突，并协调利益群体彼此之间对公司制衡所作出之决策，以及过程之中所发生的互动关系[56].故德国公司法在不断修正与演变过程中，逐渐构建双层委员会制、职工参与制、和主银行介入等制衡机制，期冀使德国公司监督制度更臻完善。

　　注释：

　　[1] 瞿强、普瑞格，德国的公司治理结构，财贸经济，2002年第4期，页70.

　　[2] 姚树荣、张耀奇，西方国家公司治理结构比较研究，青海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页47.

　　[3] 高程德编着，公司组织与管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第1版，页107.

　　[4] 曹凤岐着，股份制与现代企业制度，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1998年4月第1版，页107.

　　[5] 考察与比较主要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有关公司监察机构的法律规定，监察机构存在方式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将经营机构的监察机构合二为一的单线型，另一种是公司经营机构和监察机构互相分离，彼此独立存在的複线型。请参阅：周剑龙，论股份有限公司经营的内部监督机制——中国公司法发展之前瞻，法学评论（武汉大学），1995年第1期（总第69期），页14.

　　[6] 大隅建一郎，股份有限公司法变迁论，日本：有斐阁，1987年，页18-19.

　　[7] 陈丽红、汪文豪，中外公司治理结构对监事审计的影响及启示，审计与经济研究，第17卷第1期，2002年01月，页44.

　　[8] 甯敖、陈联、强莹、成国平，关於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若干措施，收录於郭锋、王坚主编，公司法修改纵横谈，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页239.

　　[9] 唐德华主编，股份有限公司设立与内部运作法律实务，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页582.

　　[10]樊光鼎，银行与企业产权融合及银行参与公司监控问题的探讨，中国工业经济，1995年第6期，页16.

　　[11]吴振国着，西方发达国家企业法律制度概观，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页160.

　　[12]王志诚，论股份有限公司之监察机关——兼评我国监察人制度之立法动向，证券管理（台湾），第13卷第1期，1995年1月，页10.

　　[13]段强，国外公司治理结构比较研究与启示，新东方，第10卷第6期，2001年11月，页34.

　　[14]新山雄三，股份有限公司的立法和解释，日本评论社出版，1993年，页56.

　　[15]毛亚敏着，公司法比较研究，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版，页151.

　　[16]Franks and Mayer （1998）研究四百多家德国上市公司发现董事会人事调整和公司业绩之间有明显的关系，即董事会对公司业绩表现不好，会被监事会撤换。请参阅：鹤 光太郎，转轨中的日本公司治理结构，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第2001年第4期，页36.

　　[17]银温泉，美国、日本和德国的公司治理结构制度比较，改革，1994年第3期，页54.

　　[18]倪建林着，公司治理结构：法律与实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版，页187.

　　[19]陈乃蔚主编，公司法教程，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页16.

　　[20]王志诚，论股份有限公司之监察机关——兼评我国监察人制度之立法动向，证券管理（台湾），第13卷第1期，1995年1月，页11.

　　[21]谢天仁，论公开发行监察人之现况问题及改进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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