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0页。

　　23 冯尔康著：《中国宗族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8－253页。

　　24 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1页。

　　25 如“不当得利”和“无因管理之债”，在《民法通则》中仅作了几个原则性的规定，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对拾金不昧、助人为乐者给予一定的管理费、损失补偿费以及酬谢等这已成为一种惯例

　　26 如在我国大部分农村、少数民族地区，出嫁的女儿是否赡养父母和是否继承父母遗产的问题，按《民法通则》规定，无论儿子还是女儿，对父母都承担同样的义务和享受同样的权利。但是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女儿往往既不承担这样的义务，也不享受这方面的权利，出现这类问题，往往是由于民间法法和国家法产生的不同步性：国家法的效力范围及于整个国家的地域内，其民事领域活动原则和规定，代表着整个范围内的公平、平等、正义与进步；而民间法因与特定的地域范围相结合， 必然有其特定的针对性，代表的仅是某种社区利益、团体利益、地方利益，并有着传统和保守的特征。

　　27 余子明、贾力：《论习惯法在民事审判中的适用》，载《西安政治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

　　28 王勇：《国家法和民间法的现实互动与历史变迁——中国西部司法个案的透视》，《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7期。

　　29 杜宇在《当代刑法实践中的习惯法》一文中作了比较精彩的调查分析和理论阐释，他说“习惯法对正式刑法制度施加或显或隐的重要影响，甚至在实际上置换和改写了制定法。习惯法不但在刑罚量定上举足轻重，有时甚至对犯罪的成立也发挥致命的影响，在量刑上，习惯法基本是作为一种酌情从轻、减轻处罚的事由而存在。从作用机制和方式上看，由”刑转民调解“、”不立案侦查“、”不起诉“（免于起诉）到”判断伪饰“、”双重司法“，形式多样不一而足。作为正式刑法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连结点，地方干部、公安人员、检察官及法官起到了重要的制度勾通和交流功能”29.

　　30 余子明 、贾力：《论习惯法在民事审判中的适用》，载《西安政治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

　　31 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0页。

　　田成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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