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意以法律为行动的圭臬，在法律的范围内介入私人领域。从这种意义上说，法治存在的坚实基础是市民社会对法律权威的忠诚捍卫，而非政治国家的理性自律。那种单纯建立在政治国家自律基础上的法治，很容易被某些当权者的非理性行动所破坏，甚至演变为政治国家的合法暴政。深入持久的社会自治所培养出来的社会成员的主体意识、参政意识、自由精神、权利观念和自治能力，也是现代法治赖以存续和发展的精神基础。另一方面，法治是社会自治的制度基石。只有用法律严格限定国家权力的范围和行使方式，才能保证社会成员有足够的自由生存空间，自主地管理社会事务；只有以法律来确认或确立公正的社会游戏规则，才能保证社会自治不会变成弱肉强食的自然状态。简而言之，缺乏法治的保障的自治，容易蜕变为专制性的他治。

    十六大特别重视基层自治问题，明确提出健全基层自治组织，完善村民自治和城市居民自治，完善职工代表大会和其他形式的企事业民主管理制度。这表明，我们党已经深刻认识到基层自治在民主法治建设中的重要意义，并努力通过扩大基层自治的领域和范围推进民主法治建设。这也给法学研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即法治与自治的课题。这一课题包含丰富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如法治与自治的一般关系，自治的法律保障机制，社会自治与法律发展，基层自治与基层法治。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必将开拓法治研究的新领域，推动法治研究的深入。

    （六）正确理解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促进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历来是政治家、法学家关心的基本问题。十五大以来，中央总结古今中外治国的成功经验，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思想。但是，这一思想并未马上得到法学界的普遍认同，因为法治和德治历史上一直被认为是两种对立的治国方式。我们如何能把这两种对立的治国方式结合起来呢？在2001年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同志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回答：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十六大进一步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确定为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基本经验，并把依法治国纳入政治文明的范畴，在政治建设部分加以论述，把以德治国纳入精神文明的范畴，在文化建设部分加以论述。这些论述突破了法治、德治水火不容的传统思维定势，阐明了一种现代法治和新型德治相结合的治国新思路。

    按照这种治国新思路，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并不是彼此对立、矛盾的，而是相互补充、促进的。依法治国属于政治文明范畴，是治理国家的主要方式。依法治国的“国”主要是指国家政权意义上的国，因而依法治国主要是依法治权、依法治官。以德治国属于精神文明范畴，是思想建设的主要方式。以德治国的“国”主要是指国度意义上的国，即由全体国民构成的国，因而以德治国主要是以德教民、以德化民、以德育人。这样，在立法、行政执法、司法、法律监督、法律解释等政治法律活动中，必须严格遵循法治的精神、原则和方法，不得以德治取代或冲击法治。在相当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必须强调德治的精神、原则和方法，不能一味地用法律的强制手段解决思想道德问题，要注重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

    如果说两者的作用领域、对象的不同化解了两者的对立和矛盾，那么两者的作用方式、方法的不同则奠定了两者有机结合的基础。法治是以国家制定的法来约束人的外在行为；德治是以社会普遍公认的道德来影响人的内心思想、信念。因而，法治和德治的结合便是外在调整和内在调整的有机统一。法治奉行权利本位，强调对权利的保护和对权力的制约；德治奉行义务本位，强调对社会的责任和对道德义务的遵守。因而，法治和德治的结合便是权利保障和义务约束的相互补充。法治主要通过国家对守法者的保护和违法者的制裁来保证法的实施，而德治主要依靠人们内心的自律和社会舆论的压力来保证道德的遵守。因而，法治与德治的结合便是国家强制与社会自律的有机结合。

    只要我们在实践中能够正确处理、特别是能够有机协调法律与道德、法治与德治的关系，两者就能成为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有机整体，从而促进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发展。十六大报告特别重视两者的协调性，明确提出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对于处于社会变革和转型过程中的当代中国来说，强调思想道德体系与法律规范体系相协调是极其必要的。国家的法律规范体系可以通过法律的立、改、废活动而及时的、甚至超前地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而社会的思想道德观念的演变则由于具有自发性而较为缓慢和相对滞后。在这种情况下，要求思想道德体系与法律规范体系保持协调，有助于推动思想道德体系的变革和更新。

    （七）以中国版本的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指导，实现可持续发展法学研究的创新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普遍公认的社会发展模式。党的十五大将可持续发展战略确立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基本战略。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提出了中国版本的可持续发展理论，使可持续发展理论和战略立足于中国国情，凸现中国特色。第一，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发展。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第一要务。中国的问题只有靠发展来解决，发展具有优先性，必须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第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是文明发展，即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第三，通过发展增强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可持续发展不是消极的，不是限制生产力的零增长，不是依靠保存资源、限制或减少资源利用的方法去实现代际平等，也不是单纯地依靠计划生育、减少人口来增加人均收入，而是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提高人口质量和国民素质，用科技带动经济发展，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实现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

    我国以往关于法制与可持续发展的研究都建立在国际版本的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基础上，揭示的是法制与可持续发展中具有国际普遍性的问题，而未能充分考虑到中国的国情。今后，我们应当以中国版本的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指导，深入研究可持续发展与中国法律理念的变革和更新、与中国法律价值的扩充和更新、与中国人权的扩大和发展及其对中国法律制度的冲击和变革等问题，建立起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法学理论，为世界可持续发展法学研究做出贡献。

    （八）加强对社会弱势群体权利保护的研究，推动人权研究的理论创新

    由于不可归责于个人的自然、生理、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原因，任何社会都会存在着处于弱势或边缘地位的社会群体。特别是在现代化过程中，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经济体制的转型、社会分工的复杂和社会结构的重构，社会弱势群体更加多样化。对于努力实现社会公正和平等的现代社会来说，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已经成为一个重要而紧迫的社会问题。十六大十分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保护问题，提出了一系列保护弱势群体利益的措施。诸如，再分配注重公平，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大力推进扶贫开发，尽快使尚未脱贫的农村人口解决温饱问题；拓宽和规范法律服务，积极开展法律援助，对弱势群体实行法律援助；健全失业保险制度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完善国家资助贫困学生的政策和制度。

    从法律角度来说，只有把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上升到权利的范畴，特别是归结于生存权和发展权，并纳入国家的人权保护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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