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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由于传统文化根深蒂固，也由于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需要，文化整合势在必行。法律与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而法学又是实践性极强的学科，所以，法学教育最有可能完成文化整合的使命。但我国已有的法律基础课程，由于设置的缺陷，并不能完成这一使命。通过对其改革而完成这一使命是必要的。

    [关键词]　法学；教育；文化整合

    近年来，关于法学教育的目的、方法等问题在法学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这一讨论是在法学专业教育的范围内进行的。而笔者试从另一角度，即文化的角度，针对目前我国高校的“两课”课程之一的《法律基础教程》的现状和应有功能展开论述，并探讨这一课程的目的、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

    一、现阶段我国社会文化整合的社会基础

    在谈“文化整合”之前，对“文化”一词作一些研讨是必要的。

    1952年，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罗伯（A·L·Krober）和克拉克洪（ClydeKluckhohn）合著的《文化———有关概念和定义的回顾》一书，列举了西方学术界从1871年到1951年80年间出现的各种“文化”定义160余种，其中尚不包括中国、苏联、东欧各国有关的种种“文化”定义。由此可见，“给文化下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没有争议的确切定义，这是多年来中外所有研究者的愿望。然而迄今为止，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1]（P2）

    在中国，“文化”也是一个含义极其丰富的词语。从广义上说，“文化”包括物质形态的文化和观念形态的文化。如“古埃及人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此处的“文化”不仅包括古埃及人对自然、社会和人的认识，也包括基于这些认识而产生的活动成果，如埃及金字塔、壁画等。在英文中，culture与“文化”相对应，指植物的栽培、树木的种植等，由此引申出教育、修养、人类能力的发展、礼貌、知识、情操、风尚等意义。这就与中国古代传统的“文化”一词所具有的“文治教化”内涵比较接近。尽管“文化”一词的含义繁多，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本质，即强调人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1]（P3）给“文化”下一个定义确实很难，但我们可以描述它的外延，以揭示其内涵。“文化”包括人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对社会规律的认识，及由此而产生的个体的人与宇宙、社会的关系态度。“文化”也可指人类有意识的创造的物质成果。

    那么，“文化整合”中的“文化”指的是什么呢？“整合”即调整，统合，使之符合一定目的之意。显然，“物质成果”是已然的物化存在，不可能删改、调整，能删改、调整的只能是观念形态的文化，即指对个体的人与宇宙、社会的关系的态度及作为其基础的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它的出发点是：人是什么？怎样的人才符合人的本性、“天道”？怎样的社会———人的复杂关系的群体———才是健康的？

    自上个世纪末以来，“文化整合”已成为理论界使用频率极高的词语，以致有人说，“没有哪个时代会有这么多的书生对它投入这么多的精力”。[2]（P2）在笔者看来，这一现象的产生主要基于中国社会的两个基础。

    第一，尽管“文化整合”一词在最近一二十年才频频使用，但它概括的社会现象早在19世纪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的洋务运动时就已出现，当时国人奉行“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后来发展成为更深层次的戊戌变法，主张君主立宪。同时，更为彻底的革命派的共和观念也在滋长，并在20世纪中，另一种性质的近代意义的国家形式又形成。算起来，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侵蚀”已有一百五十多年的历史，这是一项庞大的文化运动。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并不曾理智地有效地进行文化的统计、清理、统合、移植。尽管很多精英分子在某些方面，如“统计”或“清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整个文化工程的统计、清理、统合、移植不是某些学究们独自能完成的。它不仅是一项理论工程，也是一项实践工程，而且是一项全社会的工程。所以，没有全社会的参与是不可能完成的，而我们的社会不曾系统地做过这件事。

    不妨拿一件我们时常会碰到的事情来看。在法院，常常会有这样的情况，上级要来人检查该市的精神文明建设的情况，市委市政府号召全市总动员。于是法院每天抽调部分干警，在院领导的带领下，跟其他相关人员一道上街清除污七八糟的广告，驱逐乞丐、小贩。除这些事情外，上级机关还常常布置如抽调法官去扶贫、支教、搞社教、抓计划生育、催公粮之类的任务。

    中国的官僚、老百姓为什么会觉得如此职责不分的事情属正常呢？笔者认为这是因为他们已习惯于“父母官”这一词对国家机关的概括。“父母官”意味着官员们像父母一样对不能自主的子女的“关怀”，“父母官”也意味着无微不至的“关心”。传统的中国人喜欢这样的官儿。但在现代观念中，这却是极其荒谬的事情。首先，在现代观念中，平等意味着人格自主、独立，而不是像一个未成年人一样被父母“关怀”。其次，在现代社会中，官员们的职务行为不应是出于“爱”或“关心”，而应出于法律的明文规定。另外，无微不至的“关心”也意味着无所不至的干涉，这在现代民主政治中是不能容忍的。但在中国人的潜意识里，行政长官就是一切，这确实源于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于是市委市府理所当然地可以指挥自己辖区内的一切机构。有人说英国的议会除了不能把男人变成女人，没有什么办不到的事。而在中国人的观念里，行政长官也有类似的通天术。于是现实中行政肆意干预司法，把它作为自己的一个部门一个附属机构的现象极为普遍，这也是导致腐败和司法功能瘫痪的重要原因。

    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在经济领域表现得同样激烈，如主体意识的淡薄、不适应淘汰机制等都是其表现。

    由此可见，文化整合已成为社会自身发展的需要。

    第二，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迫切需要对文化进行整合。中国传统文化与商品经济格格不入。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商品经济以其强大的生命力迅速发展。同时，对人们的观念、意识产生剧烈的冲击。人们的权利意识不断地增强，主体观念也在滋长，“君子言义不言利”的观念正在改变，传统文化中的“礼”正被更加明确的法律规则所代替。从这一角度来说，目前的文化整合也具有自发需要的社会基础。

    二、法学教育应是文化整合的前沿阵地

    文化无非是人们的价值观、审美观、习惯等价值的体系。法律本身是一些规范，而这些规范是由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所支配的。尽管法律不是文化的全部，但法律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文化主干部分，构成一个社会存在、发展的行为规范及价值取向。可以说法律直接体现了文化，运载了文化，法律可以使文化在一定的民族扎根，成为该民族的是非善恶标准。在一定程度上，法律只是文化的外衣、存在形式，各民族无不把统治者倡导的主流价值确立为法。在现代社会，一方面由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倾向于由法律来调整；另一方面，人们对很多的价值观无法达成一致，于是他们相约尊重彼此的自由，即追求各自的价值的自由，这些因素都促进了法律的发达。所以，把现代文化定义为“法治文化”，从某一角度来说是恰当的。既然文化与法密切相关，文化常常仰赖法的昭示，那么文化的整合同样离不开法这一形式的参与，而且法学应是最好的参与形式，是其他学科所无法替代的。这除了由于法学与文化密切相关外，更是由于法学另一个特点———它是实践性极强、涉及人们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触手可碰的学科，法学上的问题都是人们日常生活必须面对的问题。尽管哲学、历史、艺术等学科也是对文化的概括，但它们都不具有法律那么强的实践性，成为每天碰到的东西。正因为如此，当我们用现代法律理念去塑造我们的国民个性时，它具有极具体的针对性———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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