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而产生了后现代社会学，而且还因为前现代社会在历史和现实中的存在，社会学也有面对或植根前现代社会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形态。概言之，社会学不仅具有现代性，而且具有后现代性和前现代性（刘少杰，2005）。]最后，其隐含的意义是认同人与社会各自的相对性决定了社会学研究的相对性，因而从日常生活出发深入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才能名至实归。概言之，社会学应打破科学与人文、宏观与微观、事实与价值、历史与现实、官方意识形态与地方性知识的刚性对立，在实践中获得相对性的结论。

　　社会学是一门比较年轻的学科，其研究范式的整合只靠闭门修行还不够，而必须以宽阔的视角借鉴、容纳其他学科有益的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进行一种“泛科际整合”（金耀基，1999：5）。人类学、史学、心理学等学科皆可为鉴。诚如布迪厄（1998：197）所言“哪里突破学科的界限，哪里就有科学的进展”。

　　以马林诺夫斯基、弗思、布朗、波亚士等为代表人物的现代人类学主张亲身体验它者的生活，去观察他者、理解她者、包容他者，在他者的世界中揭示生活的真相。这种方法反对进化论宏观历史观念的臆断，而主张沉浸在当地生活的细微情节里，把握它的内容实质，以一个移情式的理解来求知文化的本质（王铭铭，2002： 35）。事实上，人类学与社会学本就没有严格的界限，如布朗就曾称自己的人类学是“比较社会学”。在如何更平和地面对生活，如何使人更平和地对待他人这一意义上，人类学可以成为社会学的良师益友。[ 相关研究可参见阎云翔，2000；费孝通，2001；马林诺夫斯基，2002.]

　　在史学中兴起的新社会史研究对以往以普遍性的、目的性的、因果律的解释原则而得出单数的、大写历史的史学研究提出质疑和批评，那么，社会学是否也应该以 “史”为鉴反思以同样原则而得出的“单数的”、“大写的”社会？新社会史研究启示我们从经验和实事出发，不仅探讨宏观的政治、经济、文化现象，研究“大传统”中深思的少数人，还须关注日常生活中沉默的大多数的喜怒哀乐和鲜为人知的故事。换句话说，“地方性知识”及其对结构与变迁的建构意义必须在社会研究中得到应有的、足够的重视与尊重。在这个意义上，新社会史更接近于一种历史社会学，这种历史社会学的视角使研究者在历史与现实、文本与解释之间寻求有效的协调。[ 相关研究可参见杨念群主编，2001；孙江主编，2004.]

　　至于心理学曾一度遭到社会学的排斥，如社会学奠基者之一迪尔凯姆强调社会事实的集体优先性，反对心理学的微观解释。但事实上，迪氏并非完全否认一切心理学方法和对心理现象的研究，而只是反对心理学中的个体主义还原论，并且在遵循集体性、先在性等原则的前提下将集体意识、价值观念等纳入社会学的视野，如迪氏的学生毛斯（2003）、哈布瓦赫（2002）等人都曾吸收心理学原则并对心里现象开展研究。包括后来的符号互动论、社会交换论及常人方法学等社会学流派，到当代社会学家如吉登斯关于实践意识、自我认同，布迪厄关于惯习、实践感等的论述都在不同侧面、不同程度上关涉到对人的主观意识、心理现象的研究。这并不难理解，因为人始终是生物人、心理人与社会人等的复合体，即使出于学科划分的考虑可能着重研究其中的一个方面，但却不能将人肢解成某一个单一向度的存在，无论研究社会行为，还是社会制度，心理因素都不可能被排除在外。[ 相关研究可参见周晓虹，1998；潘毅，1999；郭于华，2003.]除了人类学、史学、心理学之外，其他学科诸如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等都可以成为社会学学习的对象；当然，社会学也在学习中被学习着。

　　与这种“泛科际整合”的视角相应，我们赞成在社会研究中引入“质的研究方法”，用于与流行的定量研究范式相辅相成。按照已有的研究成果，“质的研究是以研究者个人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况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探究，使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和形成理论，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活动”（陈向明，2000：12）。这是一种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互为主体的研究，研究者与被研究者进行语言的沟通、经验的交流和意义的理解，在民主式的表达中进行知识与意义的建构。质的研究反对实证主义的冷眼旁观和解释主义的自以为是，摒弃社会上、学术上的和研究者自身的先见、偏见或刻板印象，在生活世界中进行知识的生产与意义的建构。

　　更进一步说，我们倡导社会学研究的“泛科际整合”[ 倡导社会学研究的“泛科际整合”将遇到的一个问题是，这是否在进行“社会学帝国主义”扩张，因而将社会学代替社会科学？如果这样，那么社会学将成为一门包罗万象的学科，同时也就丧失了它的自我，最终只能导致“帝国”的崩溃。其实，这里的“泛科际整合”并非主张社会学无所不包，而是指社会学要反观自身在理论视野、方法原则与价值追求等方面所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因而需要借鉴其它学科之“长”补己之“短”。这种借鉴不是囫囵吞枣的照搬，而是有选择地消化吸收；不是试图凌驾于其它学科之上对其指手划脚，而是在自我充实的过程中增强对社会现实的解释能力和与其他学科平等对话的能力。概言之，“泛科际整合” 是“整”社会学之“合”，而不是“整”社会科学之“合”。]与研究范式的整合在本质上是寻求思维方式的整合。也就是说，要拒斥某种单一文化和单一思维方式对社会科学的禁锢和宰制，既克服西方文化中原子论的、分散的、碎片式的思维方式所形成的科学与社会二元对决、非此即彼的思维误区，又抵制消极无为、入世内敛的思想倾向，借鉴东西方文化各自的长处，奉行一种相互依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损益与共的游戏逻辑（苏国勋，2003）。

　　五、结 语

　　按照库恩（T.Kuhn，1970：175）的说法，“范式”这一概念指“一个特定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构成的整体”。我们知道，库恩的范式概念最初指的是自然科学的理论基础和规范，然而社会现象要远比自然现象复杂得多，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必然趋于多元。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其内部范式林立虽然使社会学显得生机勃勃，但也使社会学理论与方法显得混乱驳杂和琐碎而难于以整体性的学科面貌出现。与其说社会学研究范式的危机在于每一种理论范式都无法从整体上解释快速变化的现实（文军，2004），不如说正因为社会学研究范式的多元驳杂、难于统一而导致能够有效解释现实的研究范式无法生成。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主张社会学研究范式的整合并不意味着否定或抛弃某一种研究范式而偏爱或独尊另一种研究范式，也不意味着试图建构一种单一纯粹的、无所不包的统一范式，而是认识到各种范式自身的合法性、局限与潜质，打破范式之间的互斥敌对的紧张局面，明确各种范式在实际研究中的应用阈限，以广阔的视野在各范式之间取舍适度、扬长避短。

　　我们看到，在后现代社会学家那里，社会学研究范式得到不同程度的综合，如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布迪厄的生成结构论等等，对社会现象提供了有力的解释。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人与人关系的矛盾将取代人与自然的矛盾而成为社会主要矛盾（刘少杰，2002：53），而伴随全球划时代的到来与东西方文化的密切交流和思维碰撞，基于人与自然矛盾之上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将趋于缓解解，加之语言学转向、修辞学转向、解释学转向等等也为这种缓解提供了思想基础和方法原则。

　　伴随人文现代性与科学现代性二元分裂在当代社会趋向缓和以及基于此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转换，曾经以实证对人文、主观对客观、宏观对微观等面目出现的众多社会学研究范式也将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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