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与价值、文化与自然等范畴都是这种对立的表现。实证主义社会学自不必言，因为其客观、冷静、科学的研究俨然将人与社会相隔离、对峙起来，追求理性的考察和描述，将研究者视为纯粹的旁观者，不可能有真正的与研究对象的语言和意义沟通。而韦伯虽然关照社会行动者的主观意向和价值关联，但他所奉行的价值中立原则又使其止步于理想类型的分析，社会成员之间、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情感沟通、思想交流等被排除在自身视野之外。

　　后现代社会学正是基于人与世界“我—你”关系的假设实现了对现代社会学的理论超越。常人方法学的奠基人加芬克尔公然指责传统社会学理论的精英主义倾向和虚假性，致力于对日常生活中例行性的平凡活动进行直接经验性的研究，认为社会行动者不断地对自身行为进行反思，努力使其成为对自身和他人来说都是可理解的， 或者说有意义的，并且在此过程中不断地在实践上创造和重塑这个世界。而且，社会学家要想能揭示社会经验的真实性，就只有效仿人类学家的切入方法，并致力于揭示行动者相互交谈时所掩盖的未曾言说、无法提及的潜在社会现实（参见沃特斯，2000：41-43）。

　　加芬克尔之后的许多社会学家都为消解主客二元思维方式、实证社会学与人文社会学的二元对立作出很多有益的尝试。法国社会学家柯尔库夫（2000：15）阐述了埃利亚斯、吉登斯、布迪厄、戈夫曼、卢克曼、波尔坦斯基等著名社会学理论家为消除上述对立所作的努力，并以“建构主义社会理论”概括之。

　　吉登斯在对西方思想界各种学派的批评性总结的过程中逐渐建构起结构化理论。吉登斯反对主观与客观、行动与结构的二元分立，主张以结构二重性取代主客二元论。“在结构二重性观点看来，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对于它们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结果。相对个人而言，结构并不是什么‘外在之物’：从某种特定意义上来说，结构作为记忆痕迹，具体体现在各种社会实践中，‘内在于’人的活动，不应将结构等同于制约。相反，结构总是同时具有制约性与使动性。在结构化理论看来，行动者在其生产的一刻，也就同时在社会生活日常展开的情境中被再生产出来”（吉登斯，1998：89）。可以说，吉登斯立足于生活实践，[ 这与马克思的实践观有所不同，后者所指的主要是以物质资料生产为基础的生产实践。在本体论的意义上，马克思的立足点是生产世界、科学世界，而在吉登斯那里则是生活世界。]从意识、行动、结构等多个层面开展一种对社会生活的总体性的研究，而其出发点正是——超越科学与人文对立的——生活世界。

　　布迪厄更是旗帜鲜明地对主客二元叙事提出挑战。布迪厄力图克服那种将社会学要么化约为只关注物质结构的客观主义物理学，要么化约为只关注认知图示的建构主义现象学的企图，他本人采用一种能够同时包容这两种途径的生成结构主义（华康德，1998：4-5）。也就是说，社会现实是双重存在的，既在事务中，也在心智中；既在场域中，也在惯习中；既在行动者之外，又在行动者之内（布迪厄，1998：172）。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在布迪厄看来，社会学概念的真正意涵来自于各种关系，只有在关系系统中，这些概念才获得了它们的意涵，这就打破了客观主义物理学和建构主义现象学的二元分立。作为布迪厄生成结构主义与关系主义方法论基础的概念是“实践感”。“实践感”在前对象性的非设定性的层面运作，在我们设想那些客体对象之前，实践感将世界视为有意义的世界加以建构。这是一种实践的逻辑：一种不是逻辑的逻辑，这样才不至于过多地要求实践给出它所不能给出的逻辑，从而避免强行向实践索取某种不连贯性，或把一种牵强的连贯性强加给它（华康德，1998：22；布迪厄，2003：133）。这样，实践感就在主观和客观、能动与受动之间架起一座可供沟通的桥梁。

　　另一位思想大师哈贝马斯更是从对理论与现实两个层面展露批判的锋芒与建设的勇气。在理论上，哈贝马斯首先批判了实证主义的“科学主义”和“科学的政治观”。前者认为所有知识的建构应该以自然科学的模式为典范，因为自然科学知识充分表现出其可以“客观验证”的特征；后者则认为科学知识是可以客观地解决一切政治和道德上的问题（参见杨善华，1999：171）。这一点正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所指称的含义。与很多后现代社会学家一样，哈贝马斯指出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有本质的区别，前者是由一系列的价值和意义构成的，不可能用自然科学的程序与方法去证实，因而作为社会研究者也就不可能完全以一个旁观者的客观态度进行观察和研究。此外，在对从狄尔泰到加达默尔的解释学寻求一般性或普遍性原则批判的基础上，哈贝马斯（1999）认为应当把寻求人类的彻底解放作为根本的理论目标，所以应当倡导人们根据自己的解放兴趣在理解与解释活动中开展对社会消极因素的否定，促进社会健康发展。

　　在现实上，哈贝马斯用“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这一概念来描绘现代资本主义的病态。哈氏反对科学原则和工具理性对原初生活世界的入侵，认为工具理性只是生产世界或科学世界的理性原则，在生活世界中应遵循交往理性。工具理性面对的是外在的对象世界，而交往理性展开的主观层面的意义世界，它要求通过真实性、正当性、真诚性和可沟通性原则达到交往行动者之间的相互理解（参见刘少杰，2002：318）。似乎可以这样说，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论既是批判、重建现实的社会学理论，又是批判、重建理论的社会学方法论。

　　如果我们将吉登斯、布迪厄、哈贝马斯的理论观点做个简单比较的话，可以发现他们在以下几个方面具有较大的相似性（当然，这种相似可能只是研究主题与方法原则上的，而不是细枝末节的论述上的）。首先，对以往理论的建设性批判与反思。主要体现在对实证主义研究范式与人文主义研究范式的挑战上，如吉登斯用结构的二重性取代主客二元论，布迪厄以关系主义方法论去调和客观主义物理学与建构主义现象学的对立，哈贝马斯对实证主义的科学主义和传统解释学的批判，并提出 “沟通行动论”，等等。其次，现代性的社会学反思。表现在吉登斯对风险、信任、时空抽离化等的论述，布迪厄对性别、权力、符号暴力的阐释以及哈贝马斯对生活世界内在殖民化的抵制。再次，实践的生存论转向。三位理论家都对实践有独到的解释，如吉登斯的实践意识、布迪厄的实践感、哈贝马斯的言语实践，其共同之处是打破实践的物质性维度，而将社会行动者的能动意识纳入其中。第四，重视语言的社会意义。如吉登斯对谈话与反思性的关注，布迪厄主张反思社会语言的偏失，并将语言放入实践中来理解的观点；而在哈贝马斯那里，语言更是处于交往沟通的核心地位，是达成理解与共识的基础，是交往沟通的灵魂。第五，对人生意义的关照。可以说这一点是上述四方面的意旨所归，三位理论家对当代社会人的生存境遇予以深度关注，表现出强烈的人文关怀。这与长期植根于社会学中的实证主义与定量方法的泛滥形成鲜明对比。

　　更进一步说，三位理论家的核心共性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之：反思社会学与社会学的反思。具体说来，反思社会学主要是对以往社会学研究中多元范式纷争的反思，其中以对实证主义社会学和人文主义社会学对立的反思为主。他们都主张打破这种二元对立，既反对实证社会学的“强结构——弱行动”的范式，也反对解释学“强行动——弱结构”的范式，强调从实践出发实现对事实与价值的双重关照。同时，也是社会学家对自我的反思，诚如古尔德纳（Gouldner，1970： 489）所言：“反思社会学的历史使命，在我看来是使社会学家转向对他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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