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工作的深入洞察、丰富新的感受力，进而将社会学家的自我意识提升到一个新的历史水平”。社会学的反思是运用社会学的概念框架和思想原则对人类社会重新描述、解释和预测。社会是变化不经的，变化中的社会要求社会学自我深化和超越，充实自身对社会现实的解释能力。而这种社会学反思的核心，在我看来就是对现代性的反思，而且这是最根本的反思。它不仅关系到如何认识前进中的人类社会，而且决定如何建构基于社会现实之上的社会学理论与研究方法，更进一步说是如何实现社会学理论在多元分化中的深度融合。

　　可以这样说，反思社会学与社会学的反思的根本就是对科学现代性与人文现代性、实证主义社会学与人文主义社会学二元对立的反思。这一反思的结果就是后现代社会家的理论超越，即建构一种崭新的从日常实践和生活世界出发的、超越主客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后现代社会学。“后现代社会学标志着社会学进入快速而成熟的发展时期，它以自觉地反思性梳理自己的学术神经，以广阔的胸怀吸纳着其他学科之精神，以直接现实性的学术视野在真实的生活世界里揭示出人生和社会更深刻的真谛”（刘少杰，2002：81）。

　　四、范式整合：可能性与途径

　　事实上，自1970年古尔德纳出版《西方社会学危机的来临》一书以来，很多社会学家都予以回应（参见Ritzer，1983；Lemert，1995；Borgatta微观——主观、微观——客观各个层面（Ritzer，1983：439-441）。

　　另一位重要的社会学家科尔曼似乎抱有更大的理论雄心，他针对社会学中盛行的整体主义方法论与宏观结构功能主义，试图以理性行动原则作为社会理论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的基础。科尔曼认为社会学的核心问题是解释社会系统的活动，说明人与社会作为两种独立而又相互作用的行动系统（个人行动系统和社会行动系统）怎样共存（科尔曼，1999：8），以弥合以往社会学家在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之间形成的裂痕。正是以理性行动和系统解释原则为基础，科尔曼对行动、权利、社会选择以及法人行动等诸多问题展开丰富的论述，对1970年代以帕森斯为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衰落以来的社会学多元范式进行了一次“大综合”。

　　遗憾的是，这些努力主要还是就“范式”论“范式”，将几种范式加以糅合变成另外一种或几种范式，基本上停留在类型学的描述、拆解与重构上，而没有探讨范式纷争的深层根源及其整合基础。尽管科尔曼试图以理性选择原则作为社会学理论的基础，然而其套用数学模型分析社会现象的做法与浓厚的经济学色彩又将社会学推向极端一隅。在本质上，各种范式间的对立与交锋源于现实社会的性质以及由此决定的人们的思维方式。如果仍然停留在以人与自然矛盾为主要矛盾的现代社会以及由此决定的主客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上，而无视后工业社会来临人与人关系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的事实以及与此相应的主体间性思维方式，那么，即使声称社会学研究范式的整合，也只能由一种对立纷争走向另一种对立纷争，而不是达至整合。

　　后现代社会学家向我们展示了社会学研究范式整合的现实基础：日常实践或生活世界。生活世界是原初的未分化的世界，这里不存在各种主题化、专业化的分割，不存在科学现代性与人文现代性、实证主义研究范式与人文主义研究范式的二元对立。但是，“生活世界”毕竟是一个理论概念，具有很高的思维抽象性，如何在这一理念原则的指导下开展社会学研究仍是需要我们深入思考的课题。

　　那么，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是否可以沿着这样一个思路进行下去，即对“社会是什么？”和“社会学是什么？”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实质是对人与社会关系假设和社会学研究立足点的陈述，走向生活世界的后现代社会学已经给我们解答了这一个问题，即从生活世界出发或“回归生活世界”。关于“社会学是什么？”涉及如何将社会学进行学科定位的问题。长期以来，很多社会学者将社会学简单地看成是经验学科，因而沉迷于经验资料的收集和数字信息的处理，缺乏理论概括和想象，导致社会学研究的重复性和浅薄化。事实上，单纯的经验观察、资料收集和现象描述不是社会学研究，社会学研究必须有坚实的理论基点的支持、对学术链条的梳理和丰富的理论想象，惟其如此，经验研究才能具有学术意义和理论价值。

　　社会学不是单纯的经验学科，对此，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有过明确表述。孔德（2001：11-12）指出：“自从想象始终从属于观察被一致承认为任何健全科学思辨的首要基本条件以来，一种拙劣的解释常常导致滥用这一伟大的逻辑原则，使现实的科学蜕化为某种若干支离破碎事实的无谓堆砌，其主要功用是提供局部的精确性。因此，重要的是要好好领会这一点：归根结底，真正的实证精神与神秘主义、也与经验主义相去甚远。”社会学要研究经验现象之间的必然联系，但仅凭经验观察是远远不够的。“真正的科学，远非单凭经验观察而成，它总是趋向于尽可能避免直接探索，而代之以合理的预测，后者从各方面来说都构成实证主义精神的主要特性”（孔德，2001：12）。

　　既然如此，社会学就不仅具有科学性，还要有人文性；不经要有证精神，还要具备意义追求；既要揭示事物的真实，也要关注人生的价值。关于这一点，费孝通先生（2003）高屋建瓴地指出：

　　社会学是具有‘科学’和‘人文’双重性格的学科，社会学的科学性，使得它可以成为一种重要的‘工具’，可以‘用’来解决具体的问题，比如预测一个社会的发展走向，调查一个群体的态度和行为，分析某个社会组织的运行机制，解决某个紧迫的社会问题等；然而，社会学的价值，还不仅仅在于这种‘工具性’，今天的社会学，包括它的科学理性的精神，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人文思想’；社会学科研和教学，本身就是一个社会人文精神养成的二部分，社会学的知识，价值和理念，通过教育的渠道，成为全社会的精神财富，可以帮助社会成员更好地认识，理解自我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以提高修养、陶冶情操、完善人格、培养人道、理性、公允的生活态度和行为，这也就是所谓‘位育’教育的过程，是建设一个优质的现代社会所必不可少的。

　　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忽视对文化历史、精神世界等问题的研究，费先生强调我们重视“意会”“将心比心”的研究方法。“日常生活中这些‘意会’的部分，是一种文化中最常规，最平常，最平淡无奇的部分，但这正是这个地方文化中最基本，最一致，最深刻，最核心的部分，它已经如此完备，如此深人地融合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以至于人们根本无需再互相说明和解释。而从社会运行的角度来看，这种真正弥散在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因素，看似很小很琐碎，实际上是一种活生生的， 强大的文化力量，它是一个无形的无所不在的网，在人们生活每个细节发生作用的东西，制约着每个人每时每刻的生活，它对社会的作用，比那些貌似强大，轰轰烈烈的势力，要深入有效得多，它对一个社会的作用，经常是决定性的”（费孝通，2003）。

　　费先生的观点对我们具有重要的指导、警示意义。其一，认定社会学具有科学与人文双重性格是对目前较为盛行的科学与人文二元对立叙事的挑战；其二，研究方法上的“意会”“将心比心”等论述将社会学较为忽视的文化、精神层面提到前台；其三，对“地方性知识”的关注和探究冲击了流行的宏观结构主义话语和意识形态主导的官方叙事；其四，重视对传统文化宝藏的挖掘，打破了认为社会学只研究现代社会的观点；[ 很明显，这与吉登斯（1998；35）认为“社会学只研究现代社会”的观点是相对立的。在此基础上，有学者指出，现代性不是社会学存在的唯一根据，不仅因为人类社会的后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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