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范式分裂：社会学对现代性主题分化的回应

　　可以说，社会学的产生与现代性的产生和扩延是同一过程，或曰现代性充当了社会学的“催生婆”。一般认为，社会学的诞生以孔德1839年在《实证哲学教程》中提出“社会学”一词为标志。[ 关于社会学产生于何时、谁是社会学的创始人并非没有争议。如阿隆（2000）和迪尔凯姆（2003年）就视孟德斯鸠为社会学的重要奠基者。]虽然说将社会学的诞生视为必然可能带有历史的武断，但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社会背景与思想状况却为社会学的孕育提供了丰富的营养。一是资本主义工业革命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并促进社会经济飞速增长，但同时，社会生活中犯罪、自杀、失业和商品拜物教等问题也日益凸显和蔓延，需要社会思想家进行冷静的思考；另一方面，肇始于英法的启蒙运动高扬人的理性，对传统的迷信、无知予以猛烈抨击，并对以德国古典哲学为代表的抽象形而上学玄思也发出挑战。此时，社会学便从哲学中脱胎出来，充任现实社会的解说人和建设者。

　　社会学是现代性的产物，如吉登斯（1998：35）认为社会学不是有关人类社会整体的研究的一门通用学科，而只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只关注“发达的”或 “现代”社会。既然社会学是现代性的产物，那么元现代性的主题分化就不可避免地对社会学产生影响，或者说社会学必然以某种方式对现代性的主题分化予以回应。

　　在创立社会学之初，孔德意在反对神学的蔽翳和抽象的形而上学玄思，效仿自然科学的方法准则，把人们对社会的认识从天国拉回人间，以期实现对社会现象客观、实在的认识和理解。这种基于将社会有机体与自然界同等视之假设之上的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在迪尔凯姆那里得到发扬光大。迪尔凯姆（1995：3-4）说：“我的主要目的在于把科学的理性主义原则扩展到人们的行为中去，即让人们看到，把人们过去的行为还原为因果关系，再经过理性的加工，就可以使这种因果关系成为未来行为的准则，人们所说的实证主义，不外是这种理性主义的一个结果。”迪氏把社会事实当成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并指出必须把社会事实当成物来看待，它具有客观性、强制性、先在性等特点，这是观察社会事实的最根本的准则。毋庸讳言，孔德与迪尔凯姆的实证主义社会学所面对的是一个客观的、科学的、物的世界，这与科学现代性所追求的客观性、可计算性、可控制性的原则是一脉相承的。

　　然而，19世纪末，实证主义受到来自德国的历史主义、人文主义思潮的批判。历史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狄尔泰认为人类生活是具有价值和意义的追求过程，而以自然科学原则为基础的实证主义原则无法真正理解人生的意义，必须建立一门有别于实证主义方法的人文科学，其基本方法是理解和移情，以期通过内部达至人的心理深处和意义世界。受狄尔泰的影响，韦伯反对迪尔凯姆把社会当作外在之物来看待，认为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不同，社会现象实质是社会行动的表现，而社会行动的本质属性是行动者在意义上的关联性，所以必须把主观性作为一根本问题去对待，因而韦伯（1997：35-36）将社会学定义为“一门想解释性地理解社会行为，并且通过这种办法在社会行为的过程和影响上说明其原因的科学。”

　　至此，社会学中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两大范式相映成趣、各自为政。从本质上说，韦伯同孔德和迪尔凯姆等实证主义者的对立，是人文主义传统同科学主义传统对立在社会学领域里的表现（刘少杰，2002：8）。这种对立是现代性分裂为人文现代性与科学现代性的产物，也是社会学对这种分裂与对立的理论回应。

　　我们知道，在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历程中，除了实证主义范式和人文主义范式之外，还有由马克思开创、经由法兰克福学派弘扬的批判主义范式。[ 事实上，关于社会学研究范式也有多种划分，如社会事实范式、社会行为范式；实证主义范式、人文主义范式、批判主义范式；宏观研究范式、微观研究范式；系统范式、冲突范式等等（参见R.Friedrichs，1970）。 ]这种范式强调社会学批判的、革命的性质，强调理论和理论家在改造、变革现实中的重要作用，反对那种旨在维护、修补现存社会结构的做法。概言之，批判主义范式认定事物的本质在于对现实的否定之中。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便会发现，将批判主义范式与实证主义范式和人文主义范式并称不无问题。前者主要是在本体论的意义上将社会的发展看作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而后者更多是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待人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只是一个持旁观者的姿态，一个持解释理解的原则。不仅如此，马克思的社会学研究也与实证主义社会学和人文主义社会学有着交叉重合的研究取向，例如，我们所熟知的历史——社会分析方法，尤其是阶级分析方法是受解放人类的基本目标所支配，是人文主义的，并且与孔德所倡导的实证主义或科学主义相对峙；但是，马克思的学说中同样具有一定的客观主义与实证主义倾向，它并不排斥甚至科学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诸多事实（周晓虹，2002）。因此，马克思的批判主义范式同时具有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双重取向。

　　更进一步说，在我看来，与其说马克思的学说是在对现实的批判性否定中建构现实，毋宁说是对因人文现代性与科学现代性分裂而造成社会异化后果的理论关怀与期望。因为马克思不是否定一切社会，而是否定一切不合理社会，否定人在其中被扭曲、挤压、异化了的资本主义社会。法兰克福学派更是如此，如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对作为大众欺骗启蒙的文化产业的批判，马尔库塞对“消费控制”、“爱欲压抑”的批判，哈贝马斯对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与技术的批判等等都锋芒毕露，入木三分。法兰克福学派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盛极一时，自70年代起逐渐归于平静。

　　那么，当批判之声归于沉寂之后，我们发现，尽管社会学研究范式众多，但主要范式仍然以实证主义范式与人文主义范式为主。沿着实证主义路线的有芝加哥学派，结构功能主义以及当代美国的实证社会学研究；沿着人文主义路线的有符号互动论、现象学社会学、常人方法学等思潮与派别。两大范式与现代性的两个子体——科学现代性与人文现代性交相呼应，诠释着社会发展。很久以来，社会学内部研究范式的分裂和实证化倾向的泛滥使得自身缺乏统一的理论形象，而且，在解释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上又倍显疲软，以至于被有些学者称为“社会学的危机”（Gouldner，1970）。

　　三、范式转换：后现代社会学的理论超越

　　按照我们的假设，元现代性内部科学现代性与人文现代性的分化与社会学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和人文主义研究范式的分立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逻辑相关性或必然性。事实上，这种范式对立与方法论上的分歧，在本质上源于某种关于人与社会的不同假设。正如古尔德纳（Gouldner，1970：28）指出：“社会学家都要根据预先确定的假设来组织自己的研究，社会学的特点就依赖于这些假设，并随这些假设的变化而变化。而要探究社会学的特点，了解社会学是什么，就要求我们去辨识那更深层的关于人与社会的假设。”

　　德国思想家马丁·布伯将人与世界的关系区分为“我—它”和“我—你”两种关系。“我—它”关系是一种考察探究、单方占有、利用榨取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人把世界、把物看成是与自我相分离的对象。而“我—你”关系则是一种亲密无间、相互对等、彼此信赖、开放自在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人与人之间彼此可以沟通、交流、对话（参见毛宣国，2002：57）。这实质上也是科学现代性与人文现代性分裂与对立的写照。

　　从根本上说，现代西方社会学的理论预设主要是建立在人与社会“我—它”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基础上的，诸如主观与客观、理性与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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